早在公元前6～公元5世紀古希臘就出現三大學派，即畢達哥拉斯學派、愛利亞學派、米利都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萬物皆數，並猜想任何直角三角形，其斜邊的平方恰好等於另兩邊平方之和，即畢達哥拉斯定律，中國稱為“勾股定理”，但在中國出現則晚了五百年。畢達哥拉斯三角猜想形成了三位一體學說。這就建塑起“神、聖、體”三體合一的原始理論，既而發展為“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宗教真是，後又直接影響到西方政治，形成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主張。
愛利亞學派的代表人物克塞諾芬尼早在公元前5世紀就提出了原始哲學的兩條研究途徑：一條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條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這兩條理論為後期西方唯心主義哲學指明了方向，為黑格爾“存在就是合理的”起到立論的作用。這也就是“我是從“有”而來到“無”而去的理論基礎，無論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還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都是先“存在”發展到“不存在”的過程。其實所有的糾結還是先“有”後“無”的必然過程。
之後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泰勒斯認為世界是水、火、土、氣構成的萬物，並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什麼？”這一哲學猜想。泰勒斯的思想構成了西方後期的唯物主義思想理論。
泰勒斯的思想接近中國人的“變、不變、易變”理學理論思想，與中國文化發源不同的是畢達哥拉斯、克塞諾芬尼、泰勒斯皆來自民間，其思想主張也是依據生活實踐為基礎，創建各自認識世界的立論主張，為影響並產生出後期的蘇格拉底哲學，以及後期的西方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西方文化形成的結構看西方文明，西方哲學自形成完整的理論概念之始，西方文化至始至終都與政治沒有瓜葛，不受政治的影響。西方的哲學家都來自民間，沒有政治身份，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恰恰相反。在中國，如果你沒有政治身份，那麼你的立論就很難推廣。但是，我們今天回看西方哲學家們的思想主張，卻對西方政治、人文與宗教的影響極大，基本形成西方人現代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並形成西方人的政治觀和宗教信仰。西方哲學家們的思想主張很接地氣，來自民間，自然有利為民說話。
古代中國人自中國傳統理學形成完整的概念之後，對中國人的人文精神，政治製度，宗教信仰影響更大，基本上中國人的傳統思想都是建立在理學思想之上的。古代中國人認為理學就是講道理的學問，通過觀察自然總結出優秀的思想理念，總結優秀的經驗來解決人們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政治上解決治國安邦的方法，人文上排序“仁義禮智信”的定義範圍，宗教上定義信仰的割據範圍，以便讓國家發展更加和諧，人們生活更加美滿幸福，人文精神更加合理有序的發展前進。
但是，中國的理學自產生之始就是為上層建築設計的統治策略，是為形而上服務的理論思想，自然就缺乏了根本性的為民而主的東西，自然也就不會存在唯心的“愛心”的定義，而隻會產生唯物的“王道德理”，不會為民說話。中國古代理學從根本上講具有很強的專製性、唯物性，對唯心世界並不認可。
中國古人把天事與人事合一而論，中國傳統理學是混合一體的學問。中國人做什麼事情都是陰陽合同，混淆不清地看問題，中國傳統理學從理論上講是持唯心主義觀點的學問，其實在實際操作中中國傳統理學更多應用的是唯物主義思維。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理學在價值觀上更多應用的是唯物辯證法，認為物質條件的優先存在決定著事物發展的方向，所以中國傳統理學更強調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與既定性，強調強權性，優劣性與貴賤性，把一切事物發展都介定在已經既定的目標上，認為事物發展從開始到終結都是已經既定的因果關係，主張順其自然，而不提倡用人類的“愛心”精神來改變事物現實發展的進程，用“愛”與“追求”的精神來改造世界，造福人類。正是中國人缺乏對唯心世界的認知，所以中國人普遍缺乏對靈魂世界的掌控能力，不知道怎樣麵對在事情發展中需要愛心行動時，如何把握愛心尺度來為社會做出貢獻，這正是中國傳統理學最終走進了死胡同，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