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裏打個比方，比如一個老人跌倒了，中國人就普遍缺乏怎麼用“愛心”來幫助這個老人走出困境。中國人看到老人跌倒在地普遍存在兩種心態，要麼繞道走開，要麼盲目地上前扶起老人。結果一種人背上缺乏道徳的罵名，另一種人扶起了老人卻惹來麻煩，往往被老人指控為肇事者，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這是中國人普通分不清道德與責任界限的原因。
道德不是準則，不具備約束性，看到老人跌倒在地不扶，用道德標準去衡量沒有一點價值，道德沒有約束性，沒道德你也不能將他怎麼樣。
但是責任則不同，責任就存在價值，存在利益關係。
當你看到老人跌倒在地而不加思索地扶起老人時，責任就隨著你伸出的雙手開始隨伴你左右了。
責任是有代價的，責任意識存在於規則法律之中，責任有價值性，當你伸手扶起老人時，你可能沒有意思到你已經將自己置身於整個事件當中了，事件的本身就在規則法律管製範圍內的，你盲目地扶起老人，你就必須意識到你已經為這個事件負起了責任，之後的一切都是在責任劃分的範圍之內了，當老人指控你是肇事者時你不要感到很怨，當法官判定你必須付出賠償時你不要叫屈，因為從你伸出雙手之始就已經肩負著責任了。
責任是必須付出代價的。
其實正確地做法是當你看到老人跌倒了，如果你看到了全部過程，你首先要做的是攔住肇事者，守護現場，防止老人發生二次傷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與醫療機構。如果你沒有看到老人跌倒的全部過程，你也不是盲目地去扶起老人，而是守護現場，防止老人發生二次傷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與醫療機構，然後再去了解老人跌倒的真實原因，而不是繞道走開，也不是盲目地扶起老人。
繞道走開就是缺乏愛心的表現，盲目地扶起同樣是缺乏正確的把握愛心尺度的原因。
又如哲學對政治的影響，西方哲學在理論基礎上啟用的是三元開放式的數學原理，現代的人都知道三元論的基本概念，數字到三就是萬象更新的世界。三在一到九的數字裏是開放性的時間觀念的起點，三是陽春，開泰長陽之初，日新惟良的開始。三三見九，九是一至九最大的數，再往下就是十了，是圓滿的終點。三之後是四，四不是變化萬端的起點，數字到四就是四季輪回的自然現象了。所以，西方的政治生態多數都是開放式三權分立的政治製度。
而多數東方國家仍然在繼續沿用二元遞進式的數學原理，二元論大家都知道，陰陽合同，陰陽互斥，天人合一就是二元論的核心內容，二元的結構是一個圓形的混沌的整體，屬於封閉式的自然空間。二二得四，產生的隻有輪回百轉而不可能是萬象更新的觀念，所以東方國家的政治製度也多是二元遞進式的政治生態，封閉而輪回百，不左就右，來回交替，規製死板常在。
這就是東西方為什麼產生不同哲學的原因與後果，就哲學而言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就應該是蘇格拉底提出的思想觀念，是用人性的“愛心”和“智慧”方法來解決事物發展中出現的矛盾，用“對立與統一”的妥協精神來解決事物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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