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此消彼長格局似乎也證實了美國知名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提出的“不規則發展法則”的觀點，即“在發達程度較高，新的文明處於領先地位的任何國家，當它達到一個臨界點時，要超越這一界線向前是極其困難的。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人類發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它地方邁出。”[c4]根據我們在本書下麵章節的預測，中國GDP總額最晚將於2024年超越美國，這或許揭示出世界格局變遷的未來畫卷，“人類發展的下一步”可能就在中國邁出。不管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這都將將預示著世界經濟曆史性躍遷的趨勢和方向。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發生了三個重大的也是必然的曆史性嬗變：第一，中國由一個十分落後的發展國家正在變成一個迅速崛起的，並對地區和世界事務越來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第二，中國由國際體係的反對者、旁觀者正在變成一個積極參與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國由一個過去被國際社會忽略或偶爾借重的對象正在變成一個既被重視又被借重，同時又加以防範和製約，甚至被圍堵、遏製的對象，而印度、東南亞聯盟等國卻成為大國競相拉攏的對象。中國已不可能置身於大國矛盾之外，而越來越成為別人可利用的矛盾之一。
麵對中國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的複雜心態不難理解。美國發現，長期來一個非西方化的具有龐大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不但沒有被和平演變納入到資本主義軌道，沒有被肢介和分裂，反而變得更加強大，在不久將來她還將超越它，並和它平起平坐，這一點對美國的心理來說實在是一個無法承受之重。
國際上，不少人拿當下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對日本的不信任相提並論。對日本的不信任部分出於種族主義，在當今也同樣適用於中國。但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更源於對後者經濟實力有可能威脅到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恐懼。美國人力專家看到美國就業崗位不斷減少，便歸罪於中國及其廉價勞動力。美國焦急地看著所有產業慢慢地轉移到中國。讓美國更不能容忍的是，不像日本，中國對加入西方俱樂部了無興趣。
在美國，有時候人們談起中國，已經很難區分在爭論背後的情緒是恐懼還是憎恨。或許這兩者糾結在一起，就像莎士比亞在《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所說的，“我們憎恨之時，常即我們恐懼之時”。
美國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曾寫到，衰退中的大國有三種戰略選擇，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軍事力量排除新興國家的經濟挑戰和軍事威脅;二是後退到貿易保護中去，或者削弱新興國家的經濟;三是采取使日趨衰退的本國經濟重新振興起來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戰的國家是把上述三種戰略結合起來貫徹。但跡象表明，作為受到挑戰的美國卻越來越趨向於羅伯特指出的第一種戰略抉擇。美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其全球戰略目標是維護其全球第一的地位；中國的崛起，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都是美國無法容忍的。為此，美國在戰略上轉向和鎖定亞洲和中國，目的就是為了遏製中國。它在經濟上製造貿易摩擦，硬逼人民幣升值，在軍事上重新加強與其盟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以及東南亞等國的合作，並拉入印度、越南等國，形成對中國的包圍態勢。2011年和2012年新舊年之交，美國強硬宣布“重返亞洲”，構建“反華同盟”的新軍事戰略調整，就是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出爐的。
再一次，美國的新軍事戰略是在“中國威脅論”的思維邏輯基礎上炮製出爐的。前美國副國務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最近在《紐約時報》撰文表明了這點。他抱怨道：“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把我們拴住了10年，把我們的注意力從重要得多的挑戰上麵引開了，而這就是中國正威脅著美國力量在全球的擴張。”[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