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煜隻一味“畏服”,對主戰將領的建議充耳不聞,對有識之士的圖強之策束之高閣,結果連繼續“畏服”“犒師修貢”也不再可能了。
趙匡胤久久垂誕江南,早已迫不及待了。
“七年秋,遂詔煜赴闕,煜稱疾不奉詔”,“冬,興師致討”,這隻是一個發兵的借口,“畏服”是不夠的,隻有完全征服了,才算放心。
李煜與那孟昶一樣,並未認真備戰,在宋軍的大舉進攻麵前,處處失利,節節敗退,陷入了一片恐懼和混亂之中。
“曹彬等將舟師步騎發江陵,水陸並進”,早已磨得鋒利無比的刀劍終於出鞘了。一貫“畏服”的李煜,哪裏還有招架之力?接下來,“彬敗江南軍於采石”,“彬敗江南軍於新林砦”,“彬敗江南軍於白鷺州”,“彬敗江南軍於秦淮北”,宋軍步步進逼,已兵臨城下了。李煜仍不思退敵之策,不求反攻圖存之道,還想靠“畏服”苟延殘喘,“江南主貢銀五萬兩,絹五萬匹,乞緩師”,真是天真之極,可笑之極,可悲之極。
李煜都不想想,那些一路血戰而來的宋兵,若依舊隻為了得到一些銀和絹的話,何必勞師費力,千裏征戰呢?
而“乞緩師”的同時,這位風流君主還在寫詩填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河山。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樓作煙蘿,幾曾識幹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在那樣的時候,麵對那樣的場麵,他竟還能填寫出這樣的詞來,可見“垂淚對宮娥”的悲劇的確源自“幾曾識幹戈”。他與孟昶一樣連自殺報國的勇氣也沒有,除過淪為囚徒,還會怎樣?
“八年冬,城陷,曹彬等駐兵於宮門,煜率其近臣迎拜於門”,屈辱的俘虜餘生由此開始了。“九年春正月辛末,禦明德門,見李煜於樓下,不用獻俘儀”。“乙亥,封李煜為違命侯,子弟臣僚班爵有差”,這樣的優待,猶如貓嬉老鼠一般,隻是為了滿足撕咬、吞食前的心理需求而已。趙匡胤不讓他“畏服”,還會讓他“違命”活著嗎?
“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顯然,也不是自殺,他和孟昶一樣是沒有勇氣自殺以謝天下的。與“昶數日卒”有些不同的是,他是“違命”苟活了兩年多,才“卒”的。可能,這是趙匡胤對他一貫“畏服”幾乎耗盡國本民財“犒師修貢”的一種回報吧。
而他的南唐國,也與後蜀一樣幾乎原封不動地歸降了。“江南平,凡得州十九、郡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比後蜀還多,比後蜀更富庶,若不長期“畏服”,真正的“繕甲募兵”,那究竟誰“違命”,尚在兩可之間。
由北宋、後蜀及南唐的興亡可以看出,當權者的性格,在非常時期往往起相當的決定作用。趙匡胤、孟昶、李煜性格的巨大差異,是導致其命運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
曆史,總是由強者最終寫成的。
在公元960年的性格地圖上,看得很清楚。
如果性格懦弱者,隻掌控自己的人生,那隻是他個人的不幸,但如果由他來決定國家民族的命運
,那就是整個天下莫大的悲劇了。
性格懦弱者,是做不出強硬的事的。
隻滿足於小欲望者,如何能夠成就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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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狼、一隻羊、一頭豬之間的較量,結果一看便知。
一隻狼、一隻虎,一隻獅子之間的較量,結果尚難以料定。
是凶猛與懦弱,狂暴與懶散,凶猛與凶猛的對抗,決定著勝敗。
誰是狼?誰是羊?
誰是虎?誰是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