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國都亡了，自己還苟活著有什麼意義？待“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時，他已由昔日萬人之主的君王，淪落為人人不齒的階下囚了。如此奇恥大辱，他竟然能默默忍受！他還能厚著臉皮接受趙匡胤的封賞，真是把蜀國的人都丟盡了。
但勝利者在充分欣賞失敗者的醜態後，是不會允許他苟活下去的。“昶數日卒，年四十七”，顯然，不是自殺！他這樣的角色，是沒有自殺的勇氣的。
而他的蜀國，在幾乎未遇像樣抵抗的情況下，基本完好無損地成為趙匡胤的戰利品。“蜀主孟昶降。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百有九。”如此並不算太弱的勢力，竟輕而易舉地就易主了。
厄運直接來自於孟昶懦弱的性格。他想苟且，卻連命也賠上了。他的軍隊命運如何呢？“王全斌殺蜀降兵二萬七千人於成都。”就像殺圈起來的豬羊那樣不費多大的力氣。因為放下武器的軍人，連動物那點反抗精神也喪失了。
而如此悲劇，皆直接源自孟昶性格的懦弱。
君王城上樹降旗，
妾在深宮哪裏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
寧無一個是男兒？
孟昶的寵妃花蕊夫人寫的這首詩中充滿了對這位隻知投降的君王的蔑視和怨恨。她倒有些許血性，可惜隻生得個女兒身、卑賤命。
“十四萬人齊解甲”，是由於“君王城上樹降旗”，如果君王城頭樹的是戰旗，擺的是戰鼓會如何呢？如果君王勵精圖治，大修武備，趙匡胤的刀劍還敢輕易西指嗎？
因此，曆攬古今多少興亡事，苟且者均難苟且，偷生者也皆難偷生。強者之所以強，就在於對手太弱的緣故。
趙匡胤以強者對弱者的傲慢和霸氣，滅了西蜀後，他征服天下的欲望更強烈，於是，便沿江而下，劍鋒直指南唐了。
與荒淫無道的孟昶相比，南唐後主李煜更多了書生意氣。他早知趙匡胤垂涎江南富庶，誌在必得。於是“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潛為戰備”。但“畏服”得過頭了，示弱於敵，不等於在刺激對手瘋狂的征服欲嗎？
“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這事，必遣使犒師修貢”，這樣“畏服”的結果是，既增強了強敵的信心，又擴充了強敵的實力，等於在不斷資敵滅己。
越“畏服”，強敵越想征服，越欲快征服。“二月癸卯，南唐、吳越進長春節禦衣、金銀器、錦綺以千計”、“五月，南唐賀文明殿成，進銀萬兩”，“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印。又上表請所賜詔呼名，許之”。人家還未動手，自己倒先裝起孫子來了，這樣的君王還配為人主嗎？李煜一廂情願地夢想隻要稱臣納貢，趙匡胤就會手下留情的。所以，他的“畏服”更甚。“江南進絹數萬，禦衣、金帶、器用數百事”，“五年，長春節，製貢錢三十萬，遂以為常”，“是歲，煜又貢米麥二十萬石”，這不等於不斷出錢出糧，不打自求，讓人家動手嗎？就像用肥羊喂惡狼，幻想喂飽了的惡狼，不會吃自己。孰不知，喂飽了的狼，力氣更大，牙齒更利，也更凶狠，吃起自己來是連骨頭也不會剩下的。
趙匡胤是要吞並江南的，與其“畏服”，稱臣納貢，以錢糧資敵，不知切實“繕甲募兵”，全力戰備，尚可自保。甚至反過來，讓敵“畏服”，北伐滅宋，也不是沒有一點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