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鄉村我的痛 四
幾天時間，晾在房頂的麥子就幹透了。又一天中午，抬頭，藍空中亂雲飛渡，有下雨的跡象。急忙和母親、妻子上房，將麥粒攏在一起，裝在大小不一的口袋裏，再扛下來。母親說，稱稱今年收了多少麥子。一杆大稱之後，10個口袋，580公斤。母親說，3畝多地，就打了這麼多。我拆開口袋，再看那些麥子，都是癟癟的，抓在手裏一把，感覺輕飄飄的。此後，到大姨家、舅母家、姑媽和小姨家，都要問問今年打了多少斤麥子，都說不多。幾家親戚當中，數舅母的地多，6畝，才打了1100公斤。
他們說，種地是賠本的，盡管少了和免了好多稅。天旱，地少，墒賴（差）也是問題，化肥和種子更是問題。還不如出去打工，一天掙20塊都比種地好。我覺得也是，一個家，幾口人，泡在地裏，起早貪黑，除草撒肥，播種收割，翻犁澆水，根本就沒有消閑的時候。到幾家，都是這樣說，鄰居和其他村裏的人也都這樣重複說。我說那就不種了，他們說不種又不行。理由1：總不能看著地荒了，敗壞了祖宗的家業吧。理由2：掙不到錢還有點糧食吃，至少餓不死。理由3：有點地種總比沒有強，不用買著吃。
村人都說，現在承包鐵礦煤礦很掙錢，附近的幾個鄉鎮，每年都要造就十多個億萬富翁，千萬富翁，隻要不死人，不出事，找準礦源，絕對賺。我說你們也可以去承包啊，他們說沒錢，誰有那麼多的錢啊？沒錢什麼都幹不了，隻能守著幾片田地，麵朝黃土背朝天。有膽大的，做一些別的事情，多少賺些錢，貼補家用，比種地滋潤一些。
與村人閑聊的時候，我也想到了3個不切實際的辦法：第一：把村裏的田地合到一起，像以前的公社，留一部分青年婦女耕種。成立打工服務機構，引導男人集體到外麵打工。第二：大麵積種植經濟作物（土質不好，棉花等都不行），或者開發附近的山川旅遊資源；第三：植樹造林，發展經濟樹木，建工廠，搞農副產品深加工——這需要村、鄉甚至更上一級權利機構的組織實施——但他們都搖頭，使勁搖，不明所以地搖。
我知道我是無能為力的，一個人，在龐大的群體之中，很明顯地覺得自己的小。有幾天，母親帶著我們，去看自己的板栗樹和核桃樹。它們都在山上，東一棵西一棵，來回之間，都是山坡，紅石深嵌，灌木橫行，道路曲折。母親說，去年核桃收成不好，一棵樹上稀稀拉拉結幾個，還不夠孩子們吃。今年的核桃倒是很稠，滿樹都是。我走近看，真的是核桃滿樹，都在風中搖。綠葉婆娑，樹冠龐大，枝椏眾多，令人欣喜。我們三個人轉悠了半天，數了數，算是剛成年的，才23棵核桃樹，不禁又覺得沮喪。
其他家的情況也大抵如此。前些年，大家都栽種板栗樹，除了旱死的，僥幸活下來的已然成林。這時候，樹上開出了金黃色的長條花，蜜蜂在上麵飛舞和停留。我知道，花開之後是果實。但母親說，要是再不下雨，恐怕也不會結多少栗子。柿子樹大概因為老了，盡管龐大，但滿樹不見一枚柿子，幹枯的枝幹倒是不少，夾在綠葉之間，形狀彎曲，顏色黝黑。
站在對麵的山嶺上，看見村莊，自己家的老房子——曾爺爺的，爺爺的，我與弟弟出生的——在眾多的房子之間，石頭一樣靜默。我想起以前的事情，小小的院子裏麵，一棵龐大的梧桐，每年春天開花，下落——想吃糖的時候，父親就叫我舔梧桐花的屁股，是很甜，不是糖塊的甜，是蜂蜜的甜，但不持久。母親告訴我：大你5歲的玉笙娶媳婦花了30000多塊錢，蓋房子20000萬，母親一直生病，10年都沒有還清欠帳，現在一個煤礦下井；和你同歲的立敏從山西找了一個媳婦，生了3個，都是閨女，今年又有了，怕計劃生育的抓，跑了。三桂的女兒和山西的一個小子好上了，偷著跑，一家人找回來，吊在梁上用蘸水的麻繩打。
我聽著，有點陌生，但很快，又覺得十分熟悉。畢竟是這裏生養的，一個人出生的地方，冥冥之中，肯定有一種特定因循素質強行灌輸了他。這種素質並不一定是美好的，甚至是惡劣的，但必須存在，持續終生。就我個人而言，此前幾年前，或者現在，我仍舊不願意再次返回這個村莊——我不止一次說過：這麼博大的土地，那裏都是我的，行走或者躺下，都會被批準和容納。但我不可避免地攜帶了這個村莊，不是一點，而是全部。帕斯卡爾說：“如果萬物隻有一個起源，那麼萬物也隻有一個終結……也隻有通過一個人，這種聯結才會重續起來’”（《思想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