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我說明自己正在上海出差時，電話那邊的大張偉便說，那好吧，等回北京時，我們聚聚吧！然後我們便掛掉電話。
但是，我已隱約覺得，那幫孩子們，肯定是又遇到事兒了。
自從他們被那個活菩薩黃偉菁收編，且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之後，我們之間基本上就沒通過電話，而我，是打死也不會隨便給藝人打電話的那種人。
我樂於這種沉寂，也享受著這種被信任的榮耀。
所以，也能極其敏感地判斷出，他們每次隔了很久而再次打給我的電話的驚悚意義。
其實，在這個原本應該簡單的娛樂圈中，大家大都被冷漠屏蔽了眼中的清澈。於是，大家彼此設防並輕視著對方，並且，在大部分的時間裏，大家都卑微地倔強著……
而我，注定不會是那種冷漠的人的。
於是，在撂下大張偉打來的電話後，我一個筋鬥雲，直接便從上海飛到北京。
腳一落地，我便從接我的安安那裏知道了那紛紛揚揚的抄襲事件。
於是，在當我用卑微的力量，四處為花兒樂隊撲火的時刻，方才得以體會，二十幾年前，當張行出事後，當六叔被胖子搶白張薔的歌其實是翻唱人家千百惠的時候，他那一臉的灰青，以及當時他那種自吞牙齒的痛楚。
我是以那一年曾在西單給李宇春拜票的虔誠，來一一給我所熟悉且在這個圈子裏說話有一定分量的朋友打的電話。
我先是打給了科爾沁夫，但打給他時，為時已晚，他和王小峰做的那期就事論事的"批花"節目，已經在阿丘的《社會記錄》播過上期了。
我緊接著還打給了詞人崔恕，好像是成功地攔截住了正奔往某節目錄製現場的他。
我還記得我也打電話給了一大堆的樂評人或者名記們，比如像劉蜀秋、丁博、章瑩瑩、楚悅、郭誌凱、王毅、周檢、王磊、張東、劉穎、山奇等。
那情形，像極了少年時代，六叔為了對我爹封鎖我被學校停課的新聞，而一一關照叮囑的慎重與細心。
而那時，我卻不能在自己的媒體上多說一句關於花兒的話了！
那時，我已離開稍微靠點譜的《音樂時空》雜誌，轉而做了一本膚淺而八卦的花邊雜誌。
基本上，那時我已經失去了正襟危坐地去說一些嚴肅觀點的話語權。
待做完了這一切我認為該做的事兒後，我也沒有和大張偉打那個我已回京的電話，隻是靜靜地等待著。
我想，一切喧囂，總有塵埃落定的那一刻的！
事後，有德高望重的前輩對我說，我這種磨磨唧唧且心腸不夠冷峻的性格，是不適合做娛樂記者的！即使做下去，也注定不會有什麼大的作為的。
我點點頭。
我問他那我適合做什麼呢？
他說，你適合做老實巴交的農民。
我說我本來就是根正苗紅的農民。
但也有另外的德高望重的前輩，很是釋然地對我說，娛樂圈，本來就一個熱鬧好玩的圈子，不管唱歌的演戲的，也不管是那記者或者粉絲，凡事，就事論事就行了！沒必要那麼較真，更沒必要非得做出楊白勞對黃世仁般的仇恨，才顯得沒有辱沒了這個職業。
那些為了映襯宣傳而即興的勃然大怒，自然也是這諸多娛樂中的一種，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了，別真的憤怒就行了，怒傷肝！
隻是作為記者，別一不小心成了人家那即興發飆的參照物就行，不然灰溜溜的，圈裏圈外，都不是人！
那位慈祥的前輩最後還說，在這個圈子中，能夠淡定到像那個導演過《紅高粱》的張藝謀就算是及格了。麵對一切什麼恩怨情仇，什麼非議褒獎，那個人隻是一個嘿嘿如陝西農民似的憨笑，一切便都煙消雲散。
在這兩個前輩的教誨中，我收獲頗多。
隻是，在之後很長的時間裏，我依然是那種沒有犀利觀點的記者。
也依然沒有對於那偶爾犯點小錯的藝人們彰顯出秋風掃落葉般的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