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進李培家，李培笑嗬嗬地迎接著他，嘴裏說：“我正準備下午去你家送請柬。”
李培臉上是那種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笑。李培一身灰色西裝，脖子上還係了根藍領帶，看上去很知識分子。李培從茶幾上的一堆請柬裏找出給鍾鐵龍的請柬說：“我大年初四結婚，地點定在異南春飲食店。你一定要來，你不來，我有意見啊。”
鍾鐵龍問李培：“你請了幾個同學？”
李培整理了下自己的頭發，“能通知到的都通知了。”
鍾鐵龍走進鎮武裝部時沒看見李秋燕，便問：“李秋燕會參加你的婚禮嗎？”
“同學裏，你隻記得李秋燕，”李培臉上顯出一抹意見，“除了李秋燕，你還記得誰？”
“還記得你李培。”
“早兩天李秋燕的媽說，李秋燕今年不回家過年。”
“哦，”鍾鐵龍一笑，“祝賀你早得貴子。”
“黃家鎮還能生出貴子？”李培自嘲說，“隻要是個正常人就行了。”
大年初四的那天上午，鍾鐵龍著一身西裝地走進了異南春飲食店。異南春飲食店的門上和牆上都貼了大紅喜字，來了很多人，其中一部分是他們的初、高中同學。同學們相互打招呼，說俏皮話，叫叫嚷嚷的。李培穿一身黑西裝，打了根紅領帶，頭發上打了很多梵士林，以致頭發同結了層厚厚的殼樣油亮亮的。李培的臉頰上還一邊打了坨紅，估計是他母親蔣老師心血來潮而替身為新郎公的兒子打的。小時候，學校搞元旦文藝節目，輪到他們登台，蔣老師就勒令他們站好，給他們的臉上一邊打一坨紅，讓他們笑時顯得燦爛些。新娘走在新郎公身邊，穿一身大紅衣服，臉上也打了紅，笑起來自然很燦爛。大家都圍坐在一起說話，喝著喜酒，談的卻是如何才能發財的事情。有的同學談起自己的計劃來滿口大話，這讓鍾鐵龍聽了想笑。李秋燕沒來，他成了在坐的同學中唯一一個讀了正牌大學的。大家問他情況，他滿嘴低調，說讀大學沒用，說他的薪水還不及在坐的許多同學的工資高。他指著坐在他一旁的一個在縣公安局刑偵隊當刑警的同學說：“像他，就混得比我們都好。”
刑警同學謙虛道：“哪裏哪裏，我不過是混飯吃而已。”
刑警同學於高中畢業時考取了縣公安學校，實際上也不是正規的考，而是內部職工那種名額限製的考。他父親是鎮派出所副所長，出於照顧，他被錄取了。三年公安學校畢業後，如今他在縣公安局刑偵隊當刑警，已當了三年刑警，騎一輛印著公安牌子的摩托車。摩托車就停在異南春飲食店門前。二十多個男女同學裏，隻有他騎著摩托車。鍾鐵龍有點羨慕他，還覺得有些問題應該問問他，便問他：“現在案子好破嗎？”
刑警同學擺擺頭，“好破又不好破。”
鍾鐵龍不露聲色地進一步問：“怎麼這樣說？”
刑警同學說：“有的案子拖得長，這是因為罪犯很狡猾，犯了罪後不留痕跡。這樣的案子就難以偵破。要等他再犯案才能破獲。”
鍾鐵龍就感興趣的樣子問他：“為什麼？”
“因為這些罪犯並不是慣犯。他們往往隻犯一次案就收手了。這樣的案子最難破。”刑警同學說，為此賣弄著自己的公安知識。“一般罪犯犯了法，等一段時間覺得沒事後，就又作案，當然就有被逮著的一天。有的罪犯不是出於這種目的，例如是出於報複。那就難破，因為他隻作一次案。作了案他就收手了，跟平常人一樣生活，你就很能抓到他。五十年代中期，縣公安局局長被人殺死在家，三十多年了，至今案子也沒破。文革中，縣裏還有幾起殺人和搶劫案，二十年過去了，也沒破。這是那些犯罪分子隻犯一次案就隱藏起來了，他不再犯，你怎麼破？不過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小案子都破了。這是罪犯犯了案後，見沒事，就又犯第二次。因為不勞而獲的甜頭總是誘惑著一些犯罪分子繼續作案。”
李培丟下其他客人，也坐到這一桌，分析說：“這是犯罪分子都抱著僥幸心理。”
“正是。犯罪分子總是抱著僥幸心理，以為會沒事。犯罪分子之所以最終落入法網，主要有兩條：第一，他們作完案後，覺得沒事就放鬆了警惕。開始他們跟你一樣警惕，但他們會逐步放鬆警惕，一放鬆，馬腳就露出來了。在縣公安學校時，我老師說，犯罪分子犯罪都是有目的的，有目的就總會留下偵破的線索。這就是馬腳。”
鍾鐵龍懂了地點點頭，“第二呢？”
刑警同學說：“第二就是別的罪犯帶出來的。兩個人或三個人犯案，犯了後，另一個人在另一個地方或城市犯案，為了減輕罪行，把他曾與某個人犯的罪行也交代了出來。這種情況很多，因為犯罪分子一旦被抓了，就想減輕罪行，早點出來。”
李培說：“看來做強盜也要一個人做才踏實，不然總擔心同夥會把自己供出來。”
鍾鐵龍笑著說：“你說得對。台灣作家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裏說：一個日本人是頭豬，三個日本人是條龍。反過來，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頭豬。”
李培說：“這是中國人都活成人精了，都隻為自己打算盤。”
“人為不己，天誅地滅。”刑警同學說，“很多犯罪分子都是這樣想問題，我曾經審問過一些罪犯，那些犯罪分子殺人時心裏想的就是這句話。”
鍾鐵龍想僥幸心理是很害人的，犯罪分子往往都被這種心理支配，這種心理會導致一個個可以成為罪犯的人成為罪犯。他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一種自私的主張。”
“就是，”刑警同學一笑，罵道：“犯罪分子都是自私自利的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