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晉商精英人物 程化鵬
茶商程化鵬，山西忻州人。自幼聰穎過人，從小於歸化(今呼和浩特)習商，經商頗具魄力，且善分析商情，捕捉戰機。鹹豐初年，中俄貿易前景看好。他就由內地加工販運茶葉及棉布、綢緞、器皿等抵西伯利亞轉售俄國商人，大獲其利。
當時，中俄已在恰克圖建立了貿易市場，雙方在此均設立了專門管理機構，中方由理藩院派遣一名監視官進行管理。清廷對華商入恰克圖貿易規定極嚴：凡入市貿易者必須持有張家口衙門報理藩院頒發的“信票”，無票不準入市。若無票入市，則視為走私，除沒收其貨物，還受重罰。一張信票，隻準10人、20輛貨車進入市場，且隻準使用一次，用畢繳回，以舊換新，再行貿易。俄方茶葉需求量大，茶貿一業獲利頗豐，山西茶商趨之若鶩。後來者領不到信票，便以入蒙經商為名，幾經輾轉周折，暗地裏將茶葉、布、絹等轉售於俄國人，提心吊膽地幹著“走私”的買賣。這不僅要承擔很大風險，而且一些貪官汙吏也常以“走私”罪名，趁機敲榨勒索。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三月，山西汾陽商人朱成地在中俄邊界與俄商貿易，以茶葉、布匹、綢緞、器皿等貨物折換駱駝、馬匹，因無信票，依“走私”論處，結果他用20車茶葉、絲綢等中國商品換來的12峰駱駝、120匹馬、16頭牛全被官府沒收(見《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資料彙編》第一編)。類似情況，時有發生。由此可知，這種以舊換新領取信票的規定，雖然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山西茶商在恰克圖獨幫經營對俄貿易的特權，但卻嚴重遏製了山西茶商的發展，致使從雍正到鹹豐初年相當長的時間，赴恰克圖貿易的晉商隻有五六十家。程化鵬以其敏銳的目光看到了這一規定的弊端及山西茶商蒙受的損失，毅然赴京上書理藩院，詳陳華茶出口之利，然後著重列舉領取信票製度的“病商業、損國課”的種種弊端，並指出這“大非國家保商裕餉之本旨”，請朝廷放寬貿易規定，允許更多茶商赴恰克圖與俄國人直接貿易；同時要求明確規定稅則。清廷認為，程化鵬所奏，既可清除吏役對商民的勒索，安定商民情緒，又可增加國貨輸出，以利征收稅款，增加政府收入。於是鹹豐皇帝批曰：“準行。”從此，歸化、多倫衙門都可承辦發放信票，且允許茶商在歸化設肆，將茶葉運至恰克圖、塔爾巴哈台等處，與俄國人直接交易。於是山西茶商蜂擁而至。清廷為嘉獎程化鵬上奏之功，還特準其代發信票。由此，恰克圖的山西商號迅速翻倍，增至120多家。茶葉銷售額亦逐年增加，由年輸出額600萬盧布增加到1000萬盧布以上。程化鵬之舉，不同凡響，並為山西商人開辟了一大利源，大受山西商界讚賞，被譽為“商家領袖”。
第二次鴉片戰爭至同治初年，沙俄與腐朽的清政府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等許多不平等的條約，取得了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天津諸海口通商特權及減免關稅待遇。此後，俄國商人長驅直入，侵入我國內地進行商業活動。他們學會了製造磚茶，在湖北產茶區建立了茶廠，直接收購加工茶葉，通過貨輪運輸回國，不再與恰克圖的山西茶商交易。其時，山西茶商茶葉加工技術和運輸工具均落後於俄商，而運輸又須經過數十道關卡，所付關稅還大大高於俄商，故根本無法與俄商競爭。山西茶商紛紛破產，勉強維持者也賠累不堪，延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恰克圖的山西商行隻剩4家苦苦支撐，已到山窮水盡的境地。晉商凋謝恰克圖的慘狀危及到了清王朝的經濟命脈。在此關鍵時刻，程化鵬和餘鵬雲、孔廣仇等山西茶商挺身而起，力挽頹勢。他們請綏遠城將軍裕端轉呈朝廷，要求“由恰克圖假道俄邊行商”，並奏請減輕山西茶商關稅。清廷出於維護政權的需要，批準了程化鵬等人的請求，關稅由每票(約12000斤)50兩減至25兩，並下令取消一切浮費。程化鵬等為山西茶商爭得了重振旗鼓的機會，晉商迅速重返恰克圖。程化鵬還和不少茶商深入俄國境內，建立分號，開展貿易，與俄商爭奪利源，一比高下。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晉商從恰克圖出口茶葉11萬擔，與俄商從中國內地販出量持平。此後逐漸超過俄商。如同治十一年(公元1871年)，山西茶商從恰克圖輸出茶葉增至20餘萬擔，高出俄商從中國內地輸出量近一倍。程化鵬等為晉商爭氣，為中華民族爭氣，敢於率眾與俄商抗爭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