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任德不任刑”——《春秋繁露》第三
[HTH]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 [HT]
品味過儒家先師的幾部經典著作的人都知道，在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手段上麵，儒家先師們是讚同使用德治，而不是法治的。比如，在孔子那裏，他就會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見《論語·為政》）意思是說，如果治國者用刑法政治來統治萬民，人民隻是懼怕刑罰而不作奸犯科，而內心卻毫無羞恥之心；可是如果治國者用道德禮儀來統治萬民，人民就會由於內心產生的羞恥之心而規規矩矩的，不會有作奸犯科之心了。這樣的學說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幾千年之久。
作為儒家學說的繼承和發揚者，董仲舒在政治思想上同樣秉承了儒家先師的德治思想。隻不過在他那裏，德治學說的具體內容稍微有所變化，這就是所謂的“任德不任刑”。什麼是“任德不任刑”？董仲舒提出這個學說的哲學基礎是什麼？我們先來看看後麵這個問題。
在上文講述董仲舒“三綱”思想的時候，我們曾經說過，“三綱”思想實際上是和董仲舒的陰陽學說相為表裏的。換句話說，也就是陰陽學說是“三綱”思想的哲學基礎。其實，陰陽學說在董仲舒的整個思想領域裏麵，有著基礎性的作用。它不僅是“三綱”思想的哲學基礎，實際上也是“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的哲學基礎。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已經知道，在董仲舒那裏，陰和陽之間的關係是“陰兼於陽”，也就是陽製約陰，陽為陰的主人的意思。與之相對應，就有了君主是臣子的主人，父親是兒子的主人，而丈夫是妻子的主人的“三綱”思想。那麼，陰陽之間的關係又是怎麼得出“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的？原來，在董仲舒眼中，德行就是屬於陽的，而刑法則是屬於陰的：“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見《漢書·董仲舒傳》）既然如此，那麼德行和刑法之間的關係也就應該遵守陰陽之間的關係——德行製約刑法，刑法受製於德行。在政治思想上，自然就應該以德治為主了。
可是，什麼才叫做“任德不任刑”？這句話之中的“任”字是什麼意思？實際上，雖然說董仲舒提倡德治的治國手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就完全提倡不使用刑法。與之相反，在董仲舒看來，德治並不排除刑法，隻不過不能夠專任刑法來治國，“任德不任刑”之中的“任”字就是專任或者隻使用刑法的意思。換句話說，也就是不能一味地使用刑法，隻是在德治手段無法通用的時候才使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刑法實際上是德治手段的補充。
然而，為何不能夠專任刑法？要回答這個問題，又要回到董仲舒的陰陽學說。在董仲舒那裏，“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見《春秋繁露·陽尊陰卑》）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刑法不能夠專任地使用來治理國家，就如同一年之中不可能隻有陰天而已，必然會有陽光明媚的日子，而且這種日子還要占到多數。換句話說，在治理國家的時候，絕對不能隻使用刑法手段，而更要注重德治。說到這裏，有人或許會問：“在治理國家時，究竟應該怎樣使用德行和使用刑法？”其實，這個問題關係到德行和刑法的使用比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董仲舒做了如此的回答：“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於刑罰，猶此也。”（見《春秋繁露·基義》）這句話中的“百”字，並非一百這個確切數字，而是多的意思。換句話說，在董仲舒看來，治理國家就要多使用德行，而少使用刑法。至於多到什麼地步，少到什麼程度，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