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治奸之術——洞察和防範奸邪 禁奸先要引導人心向善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韓非子·說疑》
因此，禁止奸邪的辦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論，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為。
韓非子接受了老師荀子“人性惡”的思想,提出了人性自利說。他認為人是自私的，自私自利的思想產生奸邪的行為。所以，他主張禁止奸邪的辦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從源頭治理。
當年大禹治水時就知道以疏導為上,隻堵不疏終而釀成滅頂之災。大約2000年前，王充在《論衡》中談論人性問題，說堯和舜當政的時候，百姓沒有狂和愚的人。他還講到一個古代的傳說，堯和舜時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紂時代的老百姓，挨著屋子殺掉也不冤。他說，聖主的老百姓和惡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於“化”，而不在人性。
按照這種說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來的，是政府培養出來的，並非天性就刁。當然刁民反過來也能培養貪官。不過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下手之處當然在政府。這是王充的高見，比韓非子又高了一個層次。
韓非子在《說林上》一篇中講了一個故事。慶封在齊國作亂後，想出奔到越國。同族的人說：“晉國近，為何不去晉國？”慶封說：“越國遠，有利於避難。”同族的人說：“你把作亂的念頭改掉的話。住在晉國就可以了；不把這種念頭改掉，即使遠居越國，難道就能夠安寧嗎？”韓非子用這個故事說明，心中不起惡念是禁奸止過的最好辦法。
人們都願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人性惡的現象是那麼普遍地存在。小孩子間的打架，摧殘小動物，搶奪食物……〖〗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
——《論衡 ·率性》〖〗〖〗美國校園槍殺案近年來出的還少嗎？青少年之間的殘殺、摧殘成分比成年人的要重。在中學女寢中出現的女孩子合夥欺淩弱者的現象也隻能用人性惡的一麵來解釋。欺淩他人是一種上癮的行為，很難自控。老板欺淩員工，後娘虐待繼子，丈夫蹂躪妻子，兒媳惡待公婆，美軍虐俘……
其實，大凡一切問題都可以歸結人性問題，而人性是要追尋自己的生存發展享受的，所以如何引導人性向善轉向而抑止惡的出現是個重要的問題，那麼從這個來說主要是要注重人內心的塑造才能有效。
人是一種能動之物，人類行為無論是“善行”還是“惡行”，躲在背後的恰恰就是“求我幸福”。求我幸福是自在人性的自然表現，它既可造就“善”，亦可造就“惡”，完全在於人的能動本能如何疏導它。
求我幸福的人性使人類行為動機從根本上定位在個體和局部利益上，但通過人類能動的疏導，卻可造就出良性的“自為人性”，從而使人類做出有利於他們整體的合理行為。
理論上講，人類有足夠的能力來改變自身人性惡的一麵。通過良性引導可以使人為了實現自我而首先放棄自我、為了“為己”而首先“為人”，造就出“先人後己、先公後私、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等高尚人格；遠離“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損人利己、見利忘義”等低劣的極端，也可以創造出巨大的社會強製力量，把人性強力約束在人類組織許可的範圍之內。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又是亞裏士多德的老師，他認為人性天然地傾向於“為己”，欲望隻有經過理性的引導和調節，才會變成正常的合理的欲求。如果不加以節製，就將泛濫成獸性，對他人和社會造成危害。他反對人治而強調法治，主張通過法律來節製人的欲望。在企業管理中，管理者應在具體的管理過程中堅持“揚善抑惡”、“使長棄短”和“用巧補拙”的原則，務求展示、激發、運用和發展人性中光明的、積極的、美好的一麵，以給人向上的動力與希望。
從某種意義上講，管理就是對人的欲望的管理，管理的過程就是對人的欲望予以關注、激發、調控、滿足的過程。人的欲望豐富多彩，所導致的結果也千差萬別，概而言之，管理者的責任即是竭力抑製人的不良欲望，充分引導和滿足人的正當欲望，並使之成為驅動安全管理過程正常運轉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