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蕭伯訥放棄小說，但他把小說的內容上和體裁上的自由賦予戲劇。他開始編劇的時候，美國舞台上正風靡著阿瑟·波內羅（Arthur Pinero）、阿瑟·瓊斯（Arthur Jones）輩的輕佻的喜劇。由此，他懂得戲劇將如何可以用做他直接針砭社會的武器。他要觸及一般的民眾，極力加以抨擊。他把舞台變做法庭，變做講壇，把戲劇用做教育的工具。最初，他的作品很被一般人所辯論，但他的幽默的風格畢竟征服了大眾。在表麵上，蕭是勝利了；實際上，蕭不免時常被自己的作品所欺騙：觀眾接受了他作品中幽默的部分而疏忽了他的教訓。蕭知道這情形，所以他愈斥英國民眾為無可救藥的愚昧。
然而，蕭氏劇本的不被一般人了解，也不能單由觀眾方麵負責。蕭氏的不少思想劇所給予觀眾的，往往是思想的幽靈，是曆史的記載，雖然把年月改變了，卻並不能有何特殊動人之處。至於描寫現代神秘的部分，卻更使人回憶起小仲馬而非易卜生。
蕭氏最通常的一種方法，是對於普通認可的價值的重提。這好像是對於舊事物的新估價，但實際上又常是對於選定的某個局部的堅持，使其餘部分，在比較上成為無意義。在這無聊的反照中便產生了滑稽可笑。這方法的成功與否，全視蕭伯訥所取的問題是一個有關生機的問題或隻是一個迅暫的現象而定。例如《人與超人》把《唐璜》Don Juan表現成一個被女子所犧牲的人，但這種傳說的改變並無多大益處。可是像在《凱撒與克莉奧佩特拉》Cesar and Cleopatre、《康蒂妲》dida 二劇，人的氣氛濃厚得多。蕭的善良的觀念把“力強”與“怯弱”的爭執表現得多麼悲壯，而其結論又是多麼有力。
蕭伯訥，據若幹批評家的意見，並且是一個樂觀的清教徒，他不信metaphysique的樂園，故他發願要在地球上實現這樂園。蕭氏宣傳理性、邏輯，攻擊一切阻止人類向上的製度和組織。他對於軍隊、政治、婚姻、慈善事業，甚至醫藥，都盡情地嬉笑怒罵，蕭氏整部作品建築在進化觀念上。
然而，蕭伯訥並不是創造者，他曾宣言：“如果我是一個什麼人物，那麼我是一個解釋者。”是的，他是一個解釋者，他甚至覺得戲劇本身不夠解釋他的思想而需要附加與劇本等量的長序。
離開了文學，離開了戲劇，離開了一切技巧和枝節，那末，蕭伯訥在本世紀思想上的影響之重大，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史跡了。
這篇短文原談不到“評”與“傳”，隻是乘他東來的機會，在追悼最近逝世的高爾斯華綏之餘，對於這個現代劇壇的巨星表示相當的敬意而已。
在此破落危亡，大家感著世紀末的年頭，這個諷刺之王的來華，當更能引起我們的感慨吧！
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