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休兵息戰的幾年間，雖說府庫儲積漸漸充足，兵士養銳也有多年，糧秣具足，已堪一戰，然而麵對北方災害頻頻的艱困局麵，這戰端也是不好貿然發動的——好戰必危，指的就是這種狀況——看起來可堪一戰，實際上卻是隱伏著重重隱患，弄不好就是後院起火難以收拾，忽剌剌大廈崩塌，譬如那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前秦君主苻堅，決意南征之時何等意氣風發，數十萬大軍號稱可以‘投鞭斷流’，然而淝水一戰，大敗虧輸，前秦王朝就此一蹶不振，旋即泯滅在群雄爭逐之中，便是明證。
如此一來，南方七大總督區的情勢反而勝出一籌，氣候溫潤，有著穩定的糧食產出，無論是香料、茶葉、生絲、糧食，還是布匹、銅鐵、甲胄，乃至牛羊牲畜等等物產，都可源源不斷地接濟和彌補西北當下的不足，因此由不得雷瑾不著緊南方的幾個總督區。
再一個，西北在征服南方七大總督區後，逐漸將前莫臥兒帝國土著民當中精通侍弄農活的農民以及各種手藝工匠，直接納入管轄，單獨編管為‘匠戶’籍。要說“匠戶”之製，在中土帝國，其實是已經落後，瀕臨衰敗的官方管領工匠製度。在生活以及匠役的重壓下，世代匠戶的中土工匠對待工匠手藝的熱情往往很低，完成上官定額之後就絕對不會多做半點活計，到現在匠戶之製在中土也已經慢慢衰落鬆動，尤其是中土朝廷田賦一條編改製，允許工匠以銀代役之後，‘匠戶’製更是急劇衰敗。然而在南方七大總督區這麼神奇的天竺故地，將精通農活的農民以及手工匠人全部編為‘匠戶’，卻等於普遍提高了那些‘低種姓’土著民工匠的地位，他們的身分也跟著提高，而且他們還有機會以技藝獲得西北的民爵，成為公士。落後的‘匠戶’製反而激發了低種姓土著民的熱情，成為西北幕府分化南方七大總督區土著民，瓦解原莫臥兒帝國反抗的一個利器。西北拉一群，打一片，生生造就出了一個人數眾多的新貴階層，‘匠戶’以及由‘匠戶’晉升的民爵公士階層，這些‘低種姓’出身的新貴，他們的利益與西北捆綁在了一起，想不認同西北都沒有可能。因此，被孤立開來的前莫臥兒皇朝餘孽，以及遺老遺少們，就是再不甘心也很難翻起大浪了。尤其是在大種植園、大礦山，被編入匠戶的低種姓土著民，都很有幹勁，這也大大加快了西北幕府府庫儲積的步伐，因而也由不得雷瑾不著緊啊。
再次，南方七大總督區的當地土著，『性』子雖普遍馴而不堅，可堪為兵者不多，精銳強悍者更少，能夠被西北軍隊選入‘扈從軍團’充為仆兵的土著，至少也得是一百個精壯能挑出一兩個，甚或一千個人裏麵挑出一個可堪從軍的仆兵也勉強，但不管怎麼樣，土著民雖難說精悍，從軍征戰也難以與西北的精銳‘北兵’相提並論，但是也還是能從土著民當中挑選出不少精壯男丁補充軍隊缺額的，至少軍中的營壘輜重之類苦力活有人幹了，也就能將其中的銳士精兵抽調到其他方麵去，等於變相增強了兵力儲備，因而也由不得雷瑾不著緊，南方數千萬丁口畢竟也是一個數量龐大的兵源，再怎麼挑三揀四的招募兵員，總能挑出不少勇銳敢戰之士，尤其是土著山民，驍勇剽悍者還是比較多的；其次，土著士兵不管他們以前的種姓如何低賤，地位如何低下，如果能夠在征戰中獲得軍功、戰功，地位自然水漲船高，成為西北軍功爵階層中的一員，也等於從原來莫臥兒帝國的種姓社會中徹底分化出來，同化為西北軍功土地勳貴的一份子，也許兩三代人的同化之後，他們的後裔就會自認為中土漢人了。土著士兵這種身分上的大轉換，也是由不得雷瑾不著緊。凡是兵事相關，豈能不慎重對待之？畢竟，兵者凶器，士兵是否忠誠乃是重中之重的要點，土著出身的士兵是否認同並忠誠於西北，更是尤為重要。
有這幾個原因在，雷瑾重視南方絲毫不足為奇，西北所占據的北方疆土，受旱、蝗、極寒以及地震、鼠疫的威脅，物產所出有限，用兵征伐在相當程度上要依賴南方諸省的物產，譬如雲、貴、川、緬北、緬中、緬南，再譬如莫臥兒故地的七大總督區，由於地處南方，旱蝗及極寒天候的影響比較小，在物產上對西北儲積的貢獻自然很大，甚至已經略有超過北方。
整個西北蓄勢以待，或許是在等待一個東進中原的借口，而雷瑾則為此預為部署，待機而動——然而就中土形勢而言，北方破敗，南方凋零，西北是否值當傾盡全力與群雄相爭，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雷瑾在南方足足呆了一年，這才率眾北返。雷瑾南巡期間，除了鎮懾安撫南方形勢以外，就是督促南方各大區的總督及各行省的執政們，大築官馬大路、整修水路航道及碼頭、大建糧米倉廒、大蓄駝馬牛騾、大造河船海舶，許多工匠都從各省各府調集過來開工。另外，大量官奴隸以及以‘雇役’、‘助役’等方式征召的役夫，在官吏、士兵和工師的驅使下勞作，不但要將七大總督區的水陸道路全部修造連接起來，俾使諸行省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同時還要將南方七大總督區諸行省所修築的驛道與西北幕府在北方各省所修的驛道全部連接起來。這可不是一兩年內就可以完工的大事。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著眼於不久的將來。
甘霖十八年，雷瑾自河中直隸府東返長安直隸府，平虜公行轅暨平虜大將軍行轅的東移，昭示著西北幕府介入中原混戰的傾向已經難以逆轉，平虜公現在唯一差的，或者是一個合適的借口，一個東進中原的借口。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
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
高踞於安定城門的長安西大街北麵的‘長樂宮’上，顧長卿一人獨酌，身邊沒有召伎女相陪。
如今西北雖然不禁酒，但糧食釀造酒卻課以重稅。早前的西北酒課，曾經對糧食釀造酒課征‘十稅其八’的重稅，搞得許多釀酒作坊無法繼續經營下去。後來雖有放寬，糧食釀造酒分為兩檔課稅，大米、小麥等主糧釀造的酒，酒作坊的酒課是‘十稅其五’，至於一般雜糧如高粱、青稞、大麥等等釀造的酒則是‘十稅其四’，也算是很高的酒稅了。因此，市麵上的糧食燒酒，價格都是極昂，然後便有不少燒酒坊嚐試用番薯、土豆等釀酒（番薯、土豆等都不在酒課重稅之列），蒸餾過濾後就是市麵上出售的各種‘紅苕純燒’、‘地瓜純燒’、‘純薯燒釀’，之所以一律加上‘純’字，就是強調有一個‘過濾’的工藝，出酒絕無異味——村釀的‘紅苕燒’、‘豆薯燒’，沒有‘過濾’，總有股子番薯紅苕或者土豆的燒糊味，賣不出好價錢。
除了糧食釀造的燒酒，西北常見的便是各種‘葡萄燒’以及用其他鮮果釀造的燒酒，這些由果子酒蒸餾而成的燒酒，不耗糧食，所以課征的酒稅較低，一般是‘十稅其二’上下，看年景情形而定，兩三年會有一個調整，最高不會超過‘百稅廿五’，最低可以低到‘十稅其一’。
由此一來，西北治下許多人喝酒都是選‘紅苕純燒’或者‘葡萄燒’。顧長卿喝的壺中佳釀，就是以葡萄釀造的‘葡萄燒’——雷氏大酒莊所出的‘琥珀燒’。
琥珀『色』的酒，掩映著些微綠『色』光澤。
鼻中芬芳濃鬱，果香清爽淡雅，仿佛生果與麝香的交織，又仿佛蘋婆果與杏子的纏綿，伴著些許肉桂香料的香，雅致而醇厚。
酒的口味是甜杏與無花果交迭的甜美清冽，回味中有著生果的清香以及香料的芳香，持久綿長，尤其是冰鎮之後，回味愈發的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