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雷瑾便帶著子女們在渡口的茶棚下歇一氣。
渡口倒是人來人往的地方，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匆匆來去，趕路的旅客倒是很少會去關注那個還算熱鬧的鄉間草市。
茶棚內外等候渡船的人不少，歇一下喝點吃點的人很多，扯閑篇擺龍門陣的人有不少，拉三弦吹笛簫自娛自樂的人也有那麼一兩個。
“北方道路，官道、民路，全是夯土所築，馬車就是在大晴天都行走不便的，如果遇上雨雪，那就幹脆是路難行了，真不如轎子方便實用。轎子就是不能遠途罷了。”
這是兩個歇腳的旅客在閑聊，等候渡船的時光總是要找點事打發的。這兩位身著儒衫，看著有點廩生、監生或者老童生的樣子，不過儒生者流在西北受到官方冷落是人所周知的事情，雖然也可以科舉入仕，境況卻已經大不如以前了。儒生們在入仕之前為了生計也少不得出外奔走營謀，尤其家裏不是地主，沒有大片良田耕地作家業恒產的儒生，給人做幕客，或者行商的都有，這年頭也都算不得丟臉了。這兩位大概也是在外奔走營謀的讀書人，就不知道是不是所謂的‘商儒’了，這會子就隨口說著一些議論。
“這倒是。我中土廣大，南方水道縱橫，舟行甚便，馬車太貴太不實用；隻有北直隸、山東、河南、關陝等地平疇曠野，馬車尚可一用。就隻是載貨的話，兩輪的騾車、牛車、驢車也盡夠了，馬車太貴，沒有優勢，而且我中土農耕為重，向來缺馬，即便是九邊互市，每年輸入大量口外蒙古馬、西蕃馬，馬價也不低。上馬一匹以前怎麼也值十兩八兩銀子吧，現在二十枚銀圓一匹都沒處買去，已經抵得上長工差不多一年的口糧柴草開銷了。再說一馬當五口，養馬一年五十枚銀圓以上的花銷，有多沒少。精飼的話，可能還不止此數。”
“就是這麼說啊。我中土以農立國，馬政曆來艱難，馬匹也貴，兩匹馬拉車已經不是一般人家可以承受的。要我說啊，朝中文官若是不貪墨枉法，不收受‘孝敬’，其正俸官祿怕是連轎子都坐不起，更別說乘用的長轅馬車了。養幾個轎夫總比養兩匹馬來得價廉省錢。
再說，那載客馬車要是也象貨車那樣的硬廂底，人不要說乘坐幾百裏，跑五十裏就能將一個青壯男丁顛得筋酥骨軟。就說那個馬車廂底的重茵墊子，一般人家也不舍得請工匠去做吧？工價也不少了。
所以說，隻要不是遠途，還是坐轎子舒服啊。”
“可不是咋的？聽說那些西洋人，就是基督教堂裏的‘泰西’教士，說他們那兒的王公貴族，乘坐的馬車都是四輪的，可以用兩到四匹馬拉車，據說還比較平穩，跟我中土達官貴人乘坐的馬車差不離，莫不是也用了古書上說的‘重茵’？”
“也許是吧？誰也沒見過的東西，誰知是真是假？”
常言道‘隔牆有耳’，這兩位等候渡船的讀書人在這閑聊，聲音也不大，自然不知道他們所說的話都被人聽了個真切。
聽著有人在議論馬車與轎子的事兒，雷瑾倒是略略有些不同的看法。
話說貴賤之勢的變遷，從古至今都是一樣的。比如說轎子，中土很久以前是沒有這玩意的。最早就隻有皇帝乘用的‘肩輿’，其他人都是沒有資格公然乘用‘肩輿’的，後來則是有了某皇帝賜元勳老臣坐轎子特權之先‘例’，這先例一開，慢慢的便開始有官員私下違製乘用，最初大抵就是炫耀與狐假虎威，而後蔓延開去，已禁不勝禁，結果就隻能從俗，改換過幾個朝代之後，新朝朝廷幹脆給轎子定了階次、等威，以維係官麵體統。轎子或者類似的‘輿’，也就從皇帝天子一人獨享的代步乘具，慢慢變成了很多人都可以乘用的代步之具了。
這種情形從來都差不多。事情一開始隻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但到了後麵就是無論尊卑貧富，皆可乘坐。其實質是對特權的僭越，轎子就是這麼個玩意。
當官方已成風氣，民間豈有不跟風而上的？什麼是蔚為風氣，這就是了！轎子在官私方麵泛濫，根子都在這‘特權’上，在這‘威儀’上麵。人上之人的風光體麵，誰人不羨？若是不能真個一呼百諾，也至少混個皮麵光鮮的虛榮，以與卑賤黔首等而別之，區而分之。所謂‘人以群分’的心態，轎子也就是這樣的一個玩意兒，把勞心之人與勞力之人截然區分開來的玩意（其實就是富貴與貧窮的差別），官麵和私人的需求即決定了轎子與馬車的現在與將來。
另外，也確實如渡口這兩位讀書人所說，當世的人力極賤，而車馬獨貴，那些裝飾氣派的兩駟、四駟車馬，一般的武官勳戚都未必有能力長期負擔其花費，惶論文官了，不貪墨不受孝敬是絕無可能負擔得起的。況且曆代朝廷禮製對皇室勳戚和品階職官的車駕扈從也都有極嚴格限製，文臣乘用車駕的逾製犯忌之嫌疑其實要遠遠比乘用轎子高，再者自家蓄養馬匹也是極為難之事，不管從哪方麵看，文官代步之具的當然首選，就隻能是轎子了。
雷瑾暗自忖思，假設販夫走卒輩皆能乘坐轎子，也能負擔得起轎子的價，那個時候，達官貴人估計都是棄轎子如敝履了。隻是這種可能『性』實在是太低，能坐得起轎子者，誰還不辭勞苦的幹著販夫走卒的活？幹什麼事不比這強？
就以西北而論，西北幕府出於連年戰爭缺乏馬匹的緣故，嚴禁五品官以下出入騎馬及私家自蓄車馬，另外對車馬的各種帷幔裝飾也都有諸般法令嚴禁之。因此，在西北治下，凡是無功名、無爵秩在身者，雖富擁萬金，其乘用車駕亦當了無紋飾，一以素淨，也不許役使可作戰陣軍用的馬匹（除非有‘特許狀’在手），否則不當用而用之便是違逆法令之罪。無功名爵秩者，就算不能役使馬匹挽車，但是馬騾、驢騾、大驢、『毛』驢、駱駝、牛、狗，乃至從遠方異域輸入的‘重馬’等牲畜都可作為役畜挽乘，不役使馬匹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倒也並不影響生計。
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禁令的原因，西北車馬反而盛行，坐轎子者卻是越發稀少，畢竟車馬代表著身分與特權——當然，也可能跟西北治下畜牧興旺而人口不足，必需以畜力補勞力之不足的狀況有關。
雷瑾聽著，默想著，不過也沒有更多其他的心思。對於許多儒生者流那種從骨頭縫裏散發出來的，居高臨下，自以為是，總拿自己當聖人，而把黎庶百姓都當做未開化的愚氓、當作蠢笨的牛馬狗、當作可以欺騙驅使的奴仆的做派，雷瑾是很不喜歡的。什麼‘為天地立心’，什麼‘為生民立命’，什麼‘為萬世開太平’，儒生者流的說辭，其大而無當、虛無縹緲以致不落實處的種種流弊，且都不去說他，隻說別人家的‘命’，‘理命’也好，‘氣命’也罷，憑什麼讓你去‘立’呢？隻要不是白癡，這‘命’是誰的，還是讓誰自個兒去‘立’為最妙，他人的越俎代庖總是差強人意而已，別總拿自個兒當聖人，太過自大從來都不是什麼好事兒。總而言之，雷瑾的治國之道，還是更近於道家一些，‘自然無為’的黃老之學相對多一點，比如‘誘之以利’、‘化之以文’、‘威之以武’、‘化他為我’等治理綱領，再比如‘有所不為’的施政要求，雖然不全是道家，其中也有明顯的儒家痕跡，但都表明雷瑾對於儒家者流在治國施政上的某些做法是很不以為然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