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其他兄弟姐妹怎麼想，反正雷洹是盡力堅持列席聽政的，他覺得自己遲早會封疆邊陲掌理方麵，現在就要開始學習積累，以待他日一展身手。
看到父親抱著雷溱進了院子，雷洹忙上前請了安，又跟雷溱這個同父異母的小妹子打了聲招呼。
雷瑾也不多說，直接就讓雷洹跟他進書房‘見習公事’，也就是按照他的吩咐或者口授的命令，批複西北各處呈遞上來的公牘。那些文牘是內記室挑選過一遍之後剩下的稿案公事，機密級別都是以雷洹的身份可以知道的，至於不該雷洹知道的機密公牘，都是由雷瑾親手在公廨處置了——以前，奉命批紅這個事，多半由世子雷浩接手。
這些待批公牘，前後都有引黃、貼黃，呈稟的事由和各衙署‘票擬’的處置辦法都很明確。凡是雷瑾看過沒有異意的公牘，吩咐‘準了’或者‘允了’，雷洹就直接以雷瑾的口氣，照著貼黃的“票擬”以朱筆批示；若是雷瑾吩咐‘駁回’或‘發回再議’，亦要逐一書明駁回理由，這就麻煩些；如果另有意見的，雷瑾若有口授命令則照實書寫，批示下去，若暫時沒有口授命令則留待雷瑾親自處置了。除了緊急的軍情、公務之外，所有公牘都是等集中處置一批，才會集中用印。衙署裏章程，乃是視公事的異同，用印也各有不同。
“從數百年前的十字軍東征就可以看出，歐羅巴那就是一片野獸盤踞的土地。如果不想被野獸咬上一口，那你就要比野獸更凶狠，最好是在野獸強壯起來之前就扼殺了它們，雖然這很難。”
看著雷洹批複了一份秘諜總部上呈的文牘，稟報的都是歐羅巴諸國之軍政秘事，雷瑾就順便點撥了一下自己的兒子，屬於某種私人的感慨。而一邊侍從的女官，則迅速將雷瑾所言一一記錄在案，這在將來就屬於 和 中一部分了。
但是接下來的一份文牘就讓雷瑾很不爽利了。
這是下麵通政司呈上來的一份輿情彙總。西北通政司與本朝廟堂上‘出納帝命（太宗之後，已漸歸於‘六科給事中’）、通達下情、奏報四方臣民建言及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的九卿之一‘通政使司’，在明麵職掌上是很相似的，但是比起國初以來被其他部院衙署漸次侵奪權力，幾乎徒具虛名的‘通政使司’，西北通政司在職掌上算是半個實打實的諜報衙門，尤其是其下屬‘曲藝巡演局’編管的曲藝說書、談唱優伶藝人，借著說書人、彈唱優伶藝人的身份，或孤身一人，或三五結伴，或十幾二十幾人一個小戲班，活躍於西北的鄉村屯社、道路墟集，在說書彈唱搬演戲劇期間，兼而夾帶著宣講西北幕府的律例政令和四方新聞，同時肩負著秘密監視和搜集城鄉輿情，觀察地方紳豪動向，打探街談私語，是西北幕府在內務安全署、稅課提舉司（主要是稅務巡檢局）之外的又一監控地方的有力手段，也是實權衙門之一。
這份西北通政司的役差番子從各地上報輿情，經過通政司專人彙總，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在地方上，不少清流士子，還有科舉出仕的一些儒生，西北幕府下轄各衙署中的部分官吏，這些人有誌一同，輿情似有合流趨向，其中心意旨，多半是要‘國家’善待士大夫，多舉李唐、趙宋故事為例，多喜歡拿著前漢陸生所言“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一語說事。雖然類似言語還隻是在下層發酵，但雷瑾用腳趾頭想都可以猜到，這是西北文官要為他們這個群體爭權，或者說儒士出身的一派官吏想要爭奪西北官僚群體中更大的話語權，恢複科舉士子在官僚群體中一家獨尊的地位，如果現在放任不理，雷瑾甚至相信，過不了多久，在地方省府縣的議政會議上，也會出現更多類似言論。一旦成勢，就是雷瑾也無法隨意幹涉。儒學科舉已經年深日久，根深蒂固，雖然被雷瑾借勢抑製，卻不是那麼容易就範的，時不時有所反彈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雷瑾以往喜歡借‘複古’之名行革新之實，別人何嚐不懂有樣學樣？也就是他現在強勢，別有用心者不敢造次行事罷了，百年之後還不知怎麼樣呢。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雷瑾冷笑，“儒生們倒是都記得前麵半句，難道‘逆取順守，文武並用’，就不是陸生說的了？
自本朝太祖分權製衡而馭下以來，後妃、外戚、宗室俱已削矣，武臣勳貴今亦已弱，皇帝唯有仰賴宦官、府衛、文臣掌理朝政，而內宦貪鄙財貨，多擅權而不文，國朝大政皆以文臣輔之。然文臣士大夫囿於黨爭，各論朋黨，傾軋不休，於國事何益？且武臣位卑，無不屏息媚骨以逢迎文臣，守邊武臣不養寇自重則無以自固，到如此地步，國將不國矣。
予嚐思之，其害也，即在文臣一家獨大，在儒生壟斷科舉！
哼哼，曆朝曆代的皇家，也算是作繭自縛了，常常不得不向文臣低頭妥協——文人做官別的不會，陽奉陰違，推搪塞責，拖遝欺瞞，怠工要挾，樣樣皆精，而孔老夫子一脈相承的史筆春秋本事，那更是不用人教也精通慣熟的。皇帝想要駕馭朝政，掌握權柄，鞏固皇位，治國平天下，就得大用儒士文臣，所謂分權製衡，嘿嘿，事在人為，話由人說，也就那麼回事。
這等科舉儒術出身的文官，一旦壟斷了政治，或者壟斷了學術，大惡自生——無有製約，惡的滋生便不依任何人的意誌。
太祖以為，廢宰相，置六部，上下相維，大小相製，分權製衡而馭下便可天下無事，然而天下事，豈會如此簡單？文臣又怎麼會總是跟皇家一條心？
有儒生說，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皇帝實乃當世之大惡，然而皇帝畢竟隻一人而已，而所謂‘天下人’之天下，其‘天下人’者，也許並不包含農、工、商等庶民百姓，而隻是他們這些意圖‘替天行道’的儒生、文臣吧？這些儒生文臣，若得壟斷學術和政治，其實也未嚐不能行那‘奴大欺主’、‘客大欺店’之事，公然竊天下之名目為己張目，名為儒，實則偽，斯時更是大惡之中之大惡了！
以吾之見，天下之大害，不在皇帝而在文臣，尤其是在外朝部院一家獨大的文臣群體。外朝之上，並無其他勢力可與科舉文臣抗衡相爭，皇帝、宦官必然拉一派打一派以分化文臣，則文臣朋黨相爭必烈，是時文臣各派係皆以合縱連橫傾軋內鬥為能事，國事還有誰理？國家以此愈加頹廢矣。
自古以來，北方蠻夷犯我中原而能得逞者，無不根源於‘中國’自身的衰退、內耗以及分裂，而不在於蠻夷是否強悍凶蠻，民間俗語不是說‘打鐵還須自身硬’麼，中原若是上下一心抱成團，蠻夷再是凶蠻也不過落個灰飛煙滅的下場。中國之衰亡，從來都是以自身腐朽開端，最後以華夏淪亡作結。那些‘食君之祿’，好處占盡的文臣儒士們，期間又為國家、為天下做了什麼呢？最忠貞的文臣，也不過是臨難一死殉國殉節罷了，根本於事無補。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試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難道將治國不力乃至於亡國亡天下的過錯，推到皇帝身上，推到宦官身上，推到權『奸』佞臣身上,就可自命清白無辜麼？此輩儒士於國又有何益？於君又有何用？屍位素餐者，國之蠹也，君之賊也，如此文臣不是大惡又是什麼呢？”
雷瑾這番誅心之論，當然不僅僅是指向科舉儒生出身的官吏，而是指向整個西北文臣官僚群體，甚至也包括武臣。雷洹雖然知道自己絕不可能有機會承襲公爵，但父親雷瑾這一席話，在他的理解中，就是在教導他帝王之學，君主之道，王霸之術，因此他心中也不免有些竊喜，這就是在為他將來分封治事做必要的鋪墊了，將來一藩國主之位他還是可以預期的。當然以西北當前之現狀，這藩國之主的權力也必然大受製約，財賦稅收之事恐怕藩國之主也難以直接『插』手，藩國之主聽政治事是可以，但藩國之主要想集軍政財賦大權於一身，這種情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