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出最先幾篇後，我因在台北度假，斷了稿，回港後見到《信報》編輯張曼麗姑娘的來信，談到“此稿刊出後，各界反應頗佳（按：由於斷稿的幾天裏，有讀者催稿），希望陸續賜稿，保持聯係”等語。刊出期間，有中學教師的讀者來信要求我補寄他漏買的其中某一段《中國經濟史》；很多老朋友老同學見麵時，其中不少是在中學擔任行政或執教文史的，他們提議我將來最好出專書；有一次我去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看書，複印機旁看見一位同學正在影印《信報》的經評版文章，我問他比較喜歡哪些文章，他說，凡是有關中西古今的經濟文章，他都收集，心想：這篇中國古典經濟史還有青年人青睞，心中頗覺安慰。有一次在台北遇見正在台北政大經研所工作的老校友鄧辛未兄，他說他的學術單位中，個人或團體訂閱的《信報》就有20多份，也很注意我的專欄。最近自溫哥華回港的黎國豪兄，他說溫市也出版《信報》，很高興讀到我的專欄。有一次遇見饒師宗頤選堂先生，他也看到我在《信報》的這個專欄，要我結集出版時送他一本。饒師曾考評我的香港大學博士論文《桐城派文學史》，評道：“論方苞、姚鼐文論要點出於戴名世，具見讀戴氏書，用心細而能深入。糾正時賢淺稚之論，尤有裨於學術界。”選堂師對我的鼓勵，使我衷心感激。
還有一位香港企業家維多利亞洋行東主徐家寀先生，曾多次來信詢問我何時出版專書，亟欲斥資購買。直至刊完全文後的一年多後，徐先生又來信索書，函中對此文稿多有好評，可說是文教界以外工商企業界的一位知音，我隻好影印所剪存的文稿奉贈，作為對知音的答謝。（按：《中國經濟史》最後一篇《中國的水利問題》則早於1991年刊登於《信報月刊》8月號。）
值得欣慰的，借著《信報》刊登這個專欄，使我多年未見的老友由《信報》的轉信恢複了聯係，也因此結織了愛護這個專欄的讀者朋友們。
記得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時期，我曾做過幾件為賓四師整理講演稿的事。一件是當時“孟氏教育基金會”（按：此會為今日九龍界限街中山圖書館的創辦者）請賓四師主講“中國曆史研究法”，共分八講，每次兩小時。當時新亞書院的秘書徐福均先生要我擔任記錄。我整理好記錄稿謄正後，經賓四師修改潤飾，此書出版後，賓四師在該書序中還提及我做記錄的事。
另一件是60年代初，我把賓四師從50年代至60年代初曆年所作的講演，包括校慶、畢業典禮、孔聖誕、元旦及國慶等慶典會上所作的講演，包括由我記錄及當時亦常作記錄的楊遠、宋敘五、王兆麟諸兄所筆錄的，刊載在校方刊物上的，有幾十篇是我投寄到《華僑日報》教育版或《星島日報》上刊出的，當時我隻作新聞稿報道，並沒有具名，也無領取稿費。我搜集了這些賓四師的講演稿後，請字寫得比較端正的多位中學同學謄抄，共有三百多張原稿紙，裝訂成厚厚的兩大本，我自己題了封麵寫了序，記得賓四師那時住在鑽石山的西南台，我將這冊唯一的謄正講演抄本送給賓四師看時，他翻閱目錄後，也看了那篇序，然後說：“你這篇序倒寫得比前好。”接著他捧著這稿本進他的書房中去了，賓四師那喜悅的神色，似乎肯定了我的這一整理工作，心中頗為高興。
刊出最先幾篇後，我因在台北度假，斷了稿，回港後見到《信報》編輯張曼麗姑娘的來信，談到“此稿刊出後，各界反應頗佳（按：由於斷稿的幾天裏，有讀者催稿），希望陸續賜稿，保持聯係”等語。刊出期間，有中學教師的讀者來信要求我補寄他漏買的其中某一段《中國經濟史》；很多老朋友老同學見麵時，其中不少是在中學擔任行政或執教文史的，他們提議我將來最好出專書；有一次我去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看書，複印機旁看見一位同學正在影印《信報》的經評版文章，我問他比較喜歡哪些文章，他說，凡是有關中西古今的經濟文章，他都收集，心想：這篇中國古典經濟史還有青年人青睞，心中頗覺安慰。有一次在台北遇見正在台北政大經研所工作的老校友鄧辛未兄，他說他的學術單位中，個人或團體訂閱的《信報》就有20多份，也很注意我的專欄。最近自溫哥華回港的黎國豪兄，他說溫市也出版《信報》，很高興讀到我的專欄。有一次遇見饒師宗頤選堂先生，他也看到我在《信報》的這個專欄，要我結集出版時送他一本。饒師曾考評我的香港大學博士論文《桐城派文學史》，評道：“論方苞、姚鼐文論要點出於戴名世，具見讀戴氏書，用心細而能深入。糾正時賢淺稚之論，尤有裨於學術界。”選堂師對我的鼓勵，使我衷心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