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位香港企業家維多利亞洋行東主徐家寀先生，曾多次來信詢問我何時出版專書，亟欲斥資購買。直至刊完全文後的一年多後，徐先生又來信索書，函中對此文稿多有好評，可說是文教界以外工商企業界的一位知音，我隻好影印所剪存的文稿奉贈，作為對知音的答謝。（按：《中國經濟史》最後一篇《中國的水利問題》則早於1991年刊登於《信報月刊》8月號。）
值得欣慰的，借著《信報》刊登這個專欄，使我多年未見的老友由《信報》的轉信恢複了聯係，也因此結織了愛護這個專欄的讀者朋友們。
記得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時期，我曾做過幾件為賓四師整理講演稿的事。一件是當時“孟氏教育基金會”（按：此會為今日九龍界限街中山圖書館的創辦者）請賓四師主講“中國曆史研究法”，共分八講，每次兩小時。當時新亞書院的秘書徐福均先生要我擔任記錄。我整理好記錄稿謄正後，經賓四師修改潤飾，此書出版後，賓四師在該書序中還提及我做記錄的事。
另一件是60年代初，我把賓四師從50年代至60年代初曆年所作的講演，包括校慶、畢業典禮、孔聖誕、元旦及國慶等慶典會上所作的講演，包括由我記錄及當時亦常作記錄的楊遠、宋敘五、王兆麟諸兄所筆錄的，刊載在校方刊物上的，有幾十篇是我投寄到《華僑日報》教育版或《星島日報》上刊出的，當時我隻作新聞稿報道，並沒有具名，也無領取稿費。我搜集了這些賓四師的講演稿後，請字寫得比較端正的多位中學同學謄抄，共有三百多張原稿紙，裝訂成厚厚的兩大本，我自己題了封麵寫了序，記得賓四師那時住在鑽石山的西南台，我將這冊唯一的謄正講演抄本送給賓四師看時，他翻閱目錄後，也看了那篇序，然後說：“你這篇序倒寫得比前好。”接著他捧著這稿本進他的書房中去了，賓四師那喜悅的神色，似乎肯定了我的這一整理工作，心中頗為高興。
大概在70年代或稍後，賓四師定居台北素書樓時期出版了一本新亞書院時期的演講集，書名是《新亞遺鐸》，我早年送給賓四師那本手抄講演集，其中有幾篇賓四師的講演稿都是我自發自動作了筆記投寄到報社發表的，並無其他的校方記錄。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真太魯莽，那些發出去的講演稿事先竟沒有讓賓四師過目，不然，他一定樂意為我修改才寄出的，幸而當時沒有出什麼亂子，但總是一個過失。
賓四師還有多次為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主辦的學術講座作專題講演。一次是1961年10月7日講“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另一回是1961年11月8日起，每周一次，賓四師主講四次，共計五講，（第四、五講一次講完），講題為“魏晉南北朝文化講座”。
以上講座，均由我隨往記錄。我將記錄稿謄正後呈師改削增刪，最後一講賓四師另行加寫五頁原稿紙加入，其中一頁一字不改外，其他四頁亦多增添改削，此稿我仍保留，彌足珍貴。但不知講稿有否出版，實乃值得出一專書。賓四師撰著發表他的學術思想向來是極為謹慎的。這從我替他老人家記錄“中國曆史研究法”和其他的多次講演，整理謄正後請他修改時，他總是極為仔細地作了修改，甚至我寄給他的“講學粹語”，他也仔細地改正，有時甚至整條刪去，一字不改整條保留的亦隻有25條，隻增減一二字的亦有多條。
整理學者的講稿，其困難處比翻譯他人著作有過之而無不及，要筆記得完全正確固然難，要做到信、達、雅這三個標準則難上加難了。
此書之能結集出版，首先要感謝《信報》社長林山木先生，能讓我在1991年的8月直至1993年的1月，接近兩年在《信報》的經濟評論版上刊載完畢，也感謝《信報》總編輯沈鑒治先生及經評版的編輯先生與排印校對諸同寅；也感謝壹出版的周淑屏小姐及該社諸同寅，使此書得以順利出版，尚祈讀者諸君惠賜寶貴意見，不吝指正。
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