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愛文學，但隻是一種業餘愛好，往往是靈感來時才欣然命筆，更不會去“為賦新詞強說愁”。然而，對於古建築，她卻和父親一樣，一開始就是當作一種近乎神聖的事業來獻身的。
從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親作為父親的同事和學術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親和其他同事一道，在河北、山西、山東、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進行古建築的野外調查和實測。我國許多有價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築，往往隱沒在如今已是人跡罕至的荒郊野穀之中。當年，他們到這些地方去實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於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風宿雨”“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別”。然而，這也給了他們這樣的長久生活於大城市中的知識分子一種難得的機會，去觀察和體驗偏僻農村中勞動人民艱難的生活和淳樸的作風。這種經驗曾使母親的思想感情發生了很大的震動。
作為一個古建築學家，母親有她獨特的作風。她把科學家的縝密、史學家的哲思、文藝家的激情融於一身。從她關於古建築的研究文章，特別是為父親所編《清式營造則例》撰寫的“緒論”中，可以看到她在這門科學上造詣之深。她並不是那種僅會發思古之幽情，感歎於“多少樓台煙雨中”的古董愛好者；但又不是一個僅僅埋頭於記錄尺寸和方位的建築技師。在她眼裏，古建築不僅是技術與美的結合，而且是曆史和人情的凝聚。一處半圯的古刹，常會給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啟示，使她禁不住要創造出“建築意”這麼個“狂妄的”名詞來和“詩情”“畫意”並列。好在那個時代他們還真不拘於任何“框框”，使她敢於用那麼奔放的文學語言，乃至嬉笑怒罵的雜文筆法來寫她的學術報告。母親在測量、繪圖和係統整理資料方麵的基本功不如父親，但在融彙材料方麵卻充滿了靈感，常會從別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獨見精彩，發表極高明的議論。那時期，父親的論文和調查報告大多經過她的加工潤色。父親後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使父親吃了不少苦頭。因為母親那些“神來之筆”往往正是那些戴紅袖章的狂徒們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這時期的生活經驗，在母親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中有著鮮明的反映。這些作品一方麵表現出一個在優越的條件下順利地踏入社會並開始獲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滿希望的興奮心情，另一方麵卻又顯出她對自己生活意義的懷疑和探索。但這並不似當時某些對象牙之塔厭倦了而又無所歸依的“螃蟹似的”文學青年的那種貧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誠實的。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說的：在她看來，真誠，即如實地表現自己確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學作品的第一要義。她的小說《九十九度中》和散文《窗子以外》，都是這種真情的流露。在遠未受到革命意識熏染之前，能夠這樣明確地提出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的關係問題，渴望越出那扇阻隔於兩者之間的“窗子”，對於像她這樣出身和經曆的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三十年代是母親最好的年華，也是她一生中物質生活最優裕的時期，這使得她有條件充分地表現出自己多方麵的愛好和才藝。除了古建築和文學之外，她還做過裝幀設計、服裝設計；同父親一道設計了北京大學的女生宿舍，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門市部設計過民族形式的店麵（可惜他們設計的裝修今天被占用著這間店麵的某時裝公司拆掉了。名家手筆還不如廉價的鋁合金裝飾板。這就是時下經理們的審美標準和文化追求！）。她單獨設計了北京大學地質館，據曹禺同誌告訴我，母親還到南開大學幫助他設計過話劇布景，那時他還是個年輕學生。母親喜歡交朋友，她的熱心和健談是有名的，而又從不以才學傲視年輕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贏得許多忘年之交。母親活潑好動，和親戚朋友一道騎毛驢遊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這些都是她最快樂的時光。
母親不愛做家務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說這些瑣事使她覺得浪費了寶貴的生命，而耽誤了本應做的一點對於他人，對於讀者更有價值的事情。但實際上，她仍是一位熱心的主婦，一個溫柔的媽媽。三十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東城北總布胡同，是一座有方磚鋪地的四合院，裏麵有個美麗的垂花門，一株海棠，兩株馬纓花。中式平房中，幾件從舊貨店裏買來的老式家具，一兩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殘破石雕，還有無數的書，體現了父母的藝術趣味和學術追求。當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數還是青年學生，他們都愛這位長嫂、長姊，每逢假日，這四合院裏就充滿了年輕人的高談闊論，笑語喧聲，真是熱鬧非常。
然而，生活也並不真的那麼無憂無慮。三十年代的中國政局，特別是日本侵略的威脅，給父母的精神和生活投下了濃重的陰影。一九三一年，曾在美國學習炮兵的四叔在“一·二八”事變中於淞滬前線因病亡故；“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我們家成了兩位姑姑和她們的同學們進城遊行時的接待站和避難所，“一二·一六”那一天，姑姑的朋友被宋哲元的“大刀隊”砍傷，半夜裏血流滿麵地逃到我們家裏急救包紮；不久，一位姑姑上了黑名單，躲到我們家，父母連夜將她打扮成“少奶奶”模樣，送上開往漢口的火車，約定平安到達即發來賀電，發生意外則來唁電。他們焦急地等了三天，終於接到一個“恭賀弄璋之喜”的電報，不禁失笑，因為當時我已經三歲了。
然而，這樣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結束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親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騎著騾子在荒涼的山道上顛簸，去尋訪一處曾見諸敦煌壁畫，卻久已湮沒無聞的古廟——佛光寺。七月初，他們居然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外麵找到它，並確證其大殿仍是建於唐代後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構，也就是當時所知我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新中國成立後，在同一地區曾發現了另一座很小的廟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這一發現在中國建築史和他們個人的學術生活中的意義，當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多年以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麵一行隱隱約約的字跡，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確鑿證據。而對謙遜地隱藏在大殿角落中本廟施主“女弟子寧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母親更懷有一種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說，當時恨不能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永遠陪伴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他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