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
香山的“雙清”也許是母親詩作的發祥之地。她留下來的最早的幾首詩都是那時在這裏寫成的。清靜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親近，初次做母親的快樂,特別是北平朋友們的真摯友情，常使母親心裏充滿了寧靜的欣悅和溫情，也激起了她寫詩的靈感。從一九三一年春天，她開始發表自己的詩作。
母親寫作新詩，開始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過徐誌摩的影響和啟蒙。她同徐誌摩的交往，是過去文壇上許多人都知道，卻又訛傳很多的一段舊事。在我和姐姐長大後，母親曾經斷斷續續地同我們講過他們的往事。母親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倫敦結識的。當時徐誌摩是外祖父的年輕朋友，一位二十四歲的已婚者，在美國學過兩年經濟之後，轉到劍橋學文學，而母親則是一個還未脫離舊式大家庭的十六歲的女中學生。據當年曾同徐誌摩一道去過林寓的張奚若伯伯多年以後對我們的說法：“你們的媽媽當時留著兩條小辮子，差一點把我和誌摩叫作叔叔！”因此，當徐誌摩以西方式詩人的熱情突然對母親表示傾心的時候，母親無論在精神上、思想上，還是生活體驗上都處在與他完全不能對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產生相應的感情。母親後來說過，那時，像她這麼一個在舊倫理教育熏陶下長大的姑娘，竟會像有人傳說的那樣去同一個比自己大八、九歲的已婚男子談戀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母親當然知道徐誌摩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歡和敬佩這位詩人，尊重他所表露的愛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後來分析的：“徐誌摩當時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可我其實並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樣一個人。”不久，母親回國，他們便分手了。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國內時，母親同父親的關係已經十分親密，後來又雙雙出國留學，和徐誌摩更沒有了直接聯係。父母留學期間，徐誌摩的離婚和再娶，成了當時國內文化圈子裏幾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後來帶給他的痛苦竟多於歡樂。一九二九年母親在北平與他重新相聚時，他正處在那樣的心境中，而母親卻滿懷美好的憧憬，正邁向新的生活。這時的母親當然早已不是倫敦時代那個留小辮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麵都已成熟。徐誌摩此時對母親的感情顯然也越過了浪漫的幻想，變得沉著而深化了。徐誌摩是一個真摯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愛他，母親當然更珍重他的感情。盡管母親後來也說過，徐誌摩的情趣中有時也流露出某種俗氣，她並不欣賞，但是這沒有妨礙他們彼此成為知音，而且徐誌摩也一直是我父親的摯友。母親告訴過我們，徐誌摩那首著名的小詩《偶然》是寫給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說明是為她而寫的，那是他遇難前不久的事。從這前後兩首有代表性的詩中，可以體會出他們感情的脈絡，比之一般外麵的傳說，確要崇高許多。
一九三一年以後，母親除詩以外，又陸續發表了一些小說、散文和劇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壇的注意，並成為某些文學活動中的活躍分子。從她早期作品的風格和文筆中，可以看到徐誌摩的某種影響，直到她晚年，這種影響也還依稀有著痕跡。但母親從不屑於模仿，她自己的特色愈來愈明顯。母親文學活動的另一特點，是熱心於扶植比她更年輕的新人。她參加了幾個文學刊物或副刊的編輯工作，總是盡量為青年人發表作品提供機會；她還熱衷於同他們交談，鼓勵他們創作。她為之鋪過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後來成了著名作家。關於這些，認識她的文學前輩大概還能記得。
母親開始寫作時，已是“新月派”活動的晚期，除了徐誌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並不深。她初期的作品發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雖然她在風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卻從不認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歡人家稱她為“新月派詩人”。徐誌摩遇難後，她與其他人的來往更少，不久，這個文學派別也就星散了。這裏，還要順帶提到所謂徐誌摩遺存的“日記”問題。徐誌摩生前是否曾將日記交母親保存，我從未聽母親講起過（這類事在我們稍長大後，母親就從不在我們姊弟麵前隱諱和保密），但我確知，抗戰期間當我們全家顛沛於西南諸省時，父母僅有的幾件行李中是沒有這份文獻的。抗戰之後，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和書信等已大部分在淪陷期間丟失，少量殘存中也沒有此件。新中國成立初期，母親曾自己處理過一些舊信、舊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因此，幾位權威人士關於這份“日記”最後去向的種種說法和猜測，我不知道有什麼事實根據。特別是幾年前一位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母親曾親口告訴他，徐誌摩的兩本日記“一直”由她保存著，不禁使我感到驚奇。不知這個“一直”是指到什麼時候？我隻知道，我們從小在家裏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母親提起這位先生的名字。
文學上的這些最初的成就，其實並沒有成為母親當時生活的主旋律。對她後來一生的道路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三一年四月，父親看到日本侵略勢力在東北日趨猖狂，便憤然辭去了東北大學建築係的職務，放棄了剛剛在沈陽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應聘來到朱啟鈐先生創辦的一個私立學術機構，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中國營造學社”，並擔任了“法式部”主任，母親也在“學社”中任“校理”。以此為發端，開始了他們的學術生涯。
當時，這個領域在我國學術界幾乎還是一片未經開拓的荒原。國外幾部關於中國建築史的書，還是日本學者的作品，而且語焉不詳，埋沒多年的我國宋代建築家李誡（明仲）的《營造法式》，雖經朱啟鈐熱心重印，但當父母在美國收到祖父寄去的這部古書時，這兩個建築學生卻對其中術語視若“天書”，幾乎完全不知所雲。遍布祖國各地無數的宮殿、廟宇、塔幢、園林，中國自己還不曾根據近代的科學技術觀念對它們進行過研究。它們結構上的奧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學原則，在世界學術界麵前，還是一個未解之謎。西方學者對於歐洲古建築的透徹研究，對每一處實例的精確記錄、測繪，對於父親和母親來說，是一種啟發和激勵。留學時代，父親就曾寫信給祖父，表示要寫成一部“中國宮室史”，祖父鼓勵他說：“這誠然是一件大事。”可見，父親進入這個領域，並不是一次偶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