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極道：邪極道的成立時間未曾明言，但在《邊荒》中，向雨田可以做為一個座標。此時距淝水之戰不遠，淝水之戰為公元383年，據石清漩的說法，在向雨田之前，至少有十二任邪帝。古人二十行“冠禮”，即今日之成年儀式，擔任一門之長的，至少也應是成年人，《大唐》中跋峰寒說起：“七年前隻二十歲就登上掌門之位”，從其口氣中亦可推斷出當時二十歲能當掌門實屬特例。由此上推，大致可推斷出邪極道成立的下限當為公元11o年左右。而《大唐》中提及第一代邪帝謝泊“不容於當時獨尊儒術的正統社會”，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則在漢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
年)，由此可知邪極道成立時間的上限當不能早於公元前132年。
《大唐》中曾提及第一代邪帝謝泊寄情醫道，但並不能就此認為邪極道的營生僅此而已，否則實難以解釋“邪極”二字是何來由。在《大唐》中，謝泊現“邪帝舍利”的過程頗堪玩味。雖然近來回到過去的人員有爆增趨勢，但在沒有直接證據之前，恐怕無法認定謝泊跑到齊國古墓裏是從事考古工作。
盜墓亦是源遠流長的一大行業，有漢一代，如謝泊之類的行當更是盛況空前，以致劉邦立國時便要“以秦始皇守塚二十家”來防盜。王子今先生的《中國盜墓史》對此有專章敘述，此處不多贅言。現在的考古掘中，“秦公一號”墓、河南上蔡楚墓中，漢代盜洞之多令人咋舌，亦可為一佐證。如此則丁九重那一身過時的裝扮，其來路恐怕也有可以解釋的地方了。
邪極宗的門人在漢末亂世中亦曾有過進入主流的機會，董卓、曹操甚至曾專門為之設立“摸金校尉”、“丘中郎將”的職位。然則這等營生終究為天下人所惡，是以邪極宗列名魔門，為世所惡，亦可理解。
天蓮宗：《大唐》裏安隆的出場，便是商會領，這頗可視為天蓮宗所處階層的代表性一幕。商賈階層的黃金時段便是《史記?；貨殖列傳》中的起止時間，即從春秋戰國至西漢初年。當日家資億萬的大商賈地位可比王候，司馬遷稱之為“素封”，在當時的主流社會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然而與魔門其他流派階層一樣，正處於成形階段的商人階層在漢武之世遭受重挫。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行算緡令，對商賈征收財產稅；元鼎三年(前114年)又令楊可告緡，從此“楊可告緡遍天下……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此後數千年中，在儒學籠罩一切的語境下，商賈一直被排斥於主流社會之外。天蓮宗的成立，亦當在這一時間之後。安隆與輔公佑的投機性格，亦帶有商人階層普遍心理狀態的深刻痕跡。
真傳道：這個派別與融入主流的上層道教相比較，可以十分典型地詮釋“魔門”的“魔”字是何由來。此派分為道祖真傳與老君觀兩派，然則兩派都體現了原始道教的特征，即對男女房事的重視與研究。
早期黃老道是否可歸入道教曆史，學界曆有爭議。但成製度的道教最早見於漢末的“五鬥米道”，卻是毫無疑義。五鬥米道起自民間，采取軍政合一的管理體製，將治下的教民編戶管理，稱為“種民”。而由普通百姓成為“種民”，則必須經過一個男女合氣交接的儀式，即至今仍保存於《正統道藏》中的《上清黃書過度儀》，其間對於男女**種種姿式、時間、技法，有著極為詳盡乃至苛刻的規定，以此來作為入門儀式，足可見原始道教對於男女**間的重視與研究。
然則自曹操遷張魯入關中，道教逐漸脫離民間，走向上層化。在道教主流化的過程中，必須自覺地按照主流社會的價值評價體係來審視原本傳承自民間的種種風俗，隱藏掉一些與主流社會不符的儀式儀軌，由此獲得主流社會的接納。
是以南北朝時，6修靜、寇謙之分別從南北著手整頓天師道，對於男女**的研究，亦在這一時候被徹底地從正統道教邊刪除。寇謙之措辭嚴厲地稱這些原本曾堂堂正正地屬於道教傳統一部分的東西是“三張偽法”，是“妖妄之言”。妖與魔並稱，於是這些保存了“妖妄之言”的“妖道”，自然也便由正道淪為魔門。
真傳道的境遇，可謂極好地揭示了與主流社會不符的邊緣化團體如何被主流社會妖魔化的過程。
滅情道：在《大唐》中，關於滅情道的資料甚少，席應甫一出場即行倒斃，實為過場人物。惟有從尤鳥倦與安隆那句“找相公”的對話中，或略可窺見席應所從事職業的端倪。
我們應該注意到，實質上在散花樓推開廂房後，席應與邊不負“各擁一女”，並不曾如安隆所訴般抱著個“相公”，是以此話似可以視做安隆對於席應所從事職業的一種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