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過去了，我沒有新的發現，所以仍持原來的觀點：曹寅沒有到過普陀山，沒有給曹雪芹講過磐陀石，磐陀石與《紅樓夢》中的“頑石”無關。
但是，2011年4月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紅樓夢?普陀山》卻有新說。此書序言作者說：“幼年曹雪芹曾跟隨其祖曹寅同往普陀山並非不可能。”本書作者更寫道：“本書寫到這裏，讀者或許已經不懷疑曹雪芹對普陀山的了如指掌，爛熟於心。”
要讀者不懷疑兩位作者的新說是絕難的。其一，如前所說，曹雪芹是曹寅去世後才出生的，他豈能跟曹寅同往普陀山？跟曹宜去普陀山是否可能呢？答曰：也不可能。因為不是時候。康熙帝和雍正帝都是極想得到觀音菩薩保佑他們穩坐龍廷的皇上，為此，他們都曾費盡心機，千方百計向觀音菩薩表忠獻忠。順治八年普陀山禪寺遇亂被燒，其後，康熙帝降旨將普陀山僧尼遷到內地加以保護；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又降旨撥金千兩重建兩寺；三十八年康熙帝又賜金五百兩修寺，同時還有多項賞賜如佛像、佛經、匾額等等；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九年又各有多種恩賜。如此多的“禦賜”，大概連觀世音也不曾想到的吧！雍正帝緊步其父後塵，慷慨空前，在普陀山上大興土木，樹碑勒石……一言以蔽之，他們對觀音菩薩是極為崇拜的。特別是康熙四十七年的佛事尤為特殊。那年閏三月皇上降旨為普濟寺造觀音菩薩像，給法雨寺造救度佛母像，像成，曹寅特遣曹宜專程進京迎接佛像，一個半月後到達揚州，曹寅與孫文成親往揚州迎接。經會商後，決定由孫文成和曹宜護送佛像到普陀山。這個過程表明這是一次至高無上的大使命，事關皇上與觀音菩薩的雙重盛事。在這樣的活動中，沒有聖旨，誰敢私帶一個小兒？還必須注意到曹寅、李煦、孫文成等人都是身負特殊使命的人物，在迎送佛像過程中安知沒有政治任務？皇上曾一再叮囑他們“留心”“密之”，誰敢把這些聖諭當耳邊風，借機帶上家小旅遊一番？這種可能性幾乎等於零。退一萬步說，因為曹家與皇上關係特好，所以曹宜私下帶上了曹雪芹，但是一個隻有幾歲的孩子，你叫他怎麼考察、感悟普陀山？他又怎麼能“對普陀山了如指掌，爛熟於心”，以至於“將普陀山的某些特征轉移到女媧補天的故事中去”，寫成《紅樓夢》的開宗故事？這無異於神話。另外，蔡義江先生說過，曹雪芹連西子湖都不曾遊過，何況普陀、寧波？“帶一個幾歲的孩子，經幾天舟行路程”，是難以想象的；而且，“八旗貴族家教甚嚴，孩子不讓隨便出門”（《蔡義江論紅樓夢》，寧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頁）。
如果再來個“大膽假設”：曹宜帶著曹雪芹來了，路過寧波了，那又怎麼樣呢？作為曆史文化名城的市民是不宜爭奪這類虛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