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走向全國的董氏兒科 二、入滬遂成兒科泰鬥，譽滿中國當代醫林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六月十八日，董廷瑤出世，為董氏兒科的第四代傳人。那一年，董水樵與他的妻子均46歲。
董廷瑤，家中排行最小，且是獨子，作為父母的，雖鍾愛有加，但教督也嚴。
宣統元年（1909），董廷瑤7歲（以虛歲計數，下同），董水樵即聘請了當地秀才作為啟蒙老師，教讀“三百千”。
1917年，董廷瑤15歲，開始讀經學醫，董水樵親自督教。也就在這一年，因為“父母抱孫心切”，董廷瑤娶妻結婚，翌年生育一子，即董維和。
因喜得長孫，長期因長子夭折而深為悲傷的董水樵，長舒了一口氣。
董廷瑤在《我的一生》中回憶：“父母是晚年育我……1歲時，11歲的兄長患急性痢疾不治而夭殤……想想，當時父母的心情是何等傷感，既悲且憂，不可言喻。悲的是已死長子，憂的是初生的我能否成長，前途渺茫，確是難過……此時，能獲三代見麵，自然慶幸。尤以家境溫飽，可享天倫之樂了。”
雖然經曆了結婚、生子這樣的人生大事，先後成了丈夫、父親，董廷瑤卻一如既往、專心致誌地讀書、學醫，很少顧及他事，但董水樵的訓教卻更嚴厲了。真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在董水樵的嚴格教導下，16歲那年，董廷瑤便開始隨父臨症侍診，直接麵對病人進行望聞問切，等同於如今的臨床見習或實習。由於精讀了《素問》《靈樞》《傷寒雜病論》與漢、唐方書等經典醫籍，也廣泛學習鑽研了各家之說，更有董水樵的親自訓導，有時還隨父遍訪名醫，博采眾長，董廷瑤的醫術進步神速。
真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1920年正月，董水樵積勞成疾，因肺炎突發醫治無效，與世長辭，享年63歲。頓時，如同天塌下來一般，董廷瑤悲痛欲絕……
那年董廷瑤18歲，出道不久，醫名遠不如董水樵響亮，醫術也與董水樵有較大差距，正需要繼續鑽研醫學理論，還聘請了一名博學的舉人為古文教師。但是，傳承遺誌、義無反顧，18歲的董廷瑤毅然撐起了董氏兒科這一份家業，循著董水樵的腳印，步履維艱……
“安分守己，兢兢業業，善待母親，教育兒子，過相安無事的太平日子。”這就是未來的兒科醫學泰鬥董廷瑤，在那一段時間裏，曾經有過的非常真實的想法。
然而，誰又能料想到，3年後，1923年3月，董廷瑤突然遭遇了一夥土匪的綁架。被劫持到奉化，藏匿在深山，整整10日，最終以8500元銀洋贖回。
董廷瑤遭受到綁架，董家跳全村人心惶惶，傳說沸沸揚揚。董廷瑤一家更是雞犬不寧，特別是董廷瑤的母親，燒香拜佛、求神許願、拆字算命，無所不用。董廷瑤脫險歸來，舉家慶幸，全村高興，但是在人們的心中留下了陰影，尤其是董廷瑤的母親，她認為，在農村居住終究不如城裏安全。
於是，過不多久，董廷瑤全家搬離了董家跳，進寧波城內定居。誠然，進城定居係董母主張，但畢竟難舍故土，不久，董母又回到董家跳居住。
對於董廷瑤遭遇綁架一事，90餘年後的今天，董家跳80歲以上的人因上代的傳說還大多知曉，有的還能說個八九不離十。
據說，那時候的鄞地，綁架尚屬罕事，何況被綁架的是董水樵的兒子、董氏兒科的掌門人，一下子轟動了鄞東南。在寧波定居下來之後，董廷瑤又撰寫了《匪窟十日記》，刊登在《時事公報》上，連載了15天，這一來，鄞縣城鄉乃至整個甬地全轟動了。
不知道董廷瑤的，知曉了董廷瑤是鄞地兒科名醫、董水樵之後；不知道董廷瑤去了寧波的，也知曉了董廷瑤在寧波城內崔衙前（今東門口天一廣場東側）坐堂。
自然，董廷瑤所依憑的是紮實的基礎理論、精湛的診療技術，但也無可否認，傳聞發揮了廣告作用，錦上添花，促使董廷瑤一進城就站穩了腳跟，求診者絡繹不絕，門庭若市。
父逝、綁架這接踵而至的兩起大事，使董廷瑤深深地感受到人生的禍福無常與生命的脆弱。他也因此常常聯想到自己的體格，如同父親，因肺癆所致顯得孱弱；聯想到自己每天所麵對的因病痛而啼叫不止的更為孱弱的小生命，一來到人世，就開始經曆生與死的考驗；聯想到自己既無拳術也無氣功，忍氣吞聲，聽憑綁匪擺布……董廷瑤痛恨之極，恨病魔冷酷無情，恨綁匪凶狠毒辣，恨自己孱弱無能，恨冥冥之中存在著的命運之神的不公正！
身為醫生，董廷瑤自然不甘心自己的生命之火如同自己的父親，在63歲就熄滅，他要活他個100歲！董廷瑤也不忍心一朵朵蓓蕾初現的生命之花，聽憑病魔摧殘，最後如同他那11歲的長兄那樣黯然枯萎，他要盡己之力、以己之能，升起熊熊烈火，盛開燦爛之花……
從那個時候起，董廷瑤就抖擻精神，一邊運用藥物、運動等方法調養自己的身體，一邊重溫經典醫籍挖掘家學精髓，並以“幼幼廬”作為堂名，鐵下心來發展董氏兒科。
1925年3月15日，董廷瑤在《時事公報》上刊登了《董廷瑤醫寓啟事》，說：“啟者本醫生，原址寄寓於崔衙前涵生錢莊內，因醫室太小，就診者頗多，不敷應用，已自陰曆一月二十二日起，遷移至本街六十四號弄內，在王美染坊隔壁，即商業聯合會舊址。本醫生受江東濟生分會委托，如病者持有該會施醫券來診，一概免費。”
1925年陰曆一月二十二日，即同年的陽曆2月24日，距董廷瑤進城不足兩年。
不足兩年時間，就“因醫室太小，就診者頗多，不敷應用”了，進城之後，董廷瑤兒科業務的發展速度由此可見一斑。
翌年，由範文虎弟子吳涵秋發起，董廷瑤偕同包熊飛、萬鴻昌、李寧伯、姚和清、王宇高等共同參與了鄞縣中醫公會的重建。在重建的鄞縣中醫公會內，董廷瑤擔任了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之職——其事在《鄞縣中醫公會會刊》等相關資料中均有記錄，但有人以為，這一年，董廷瑤不在寧波而在董家跳，因為，是年（1926）4月12日，董廷瑤在《時事公報》上登載了《董廷瑤離甬啟事》。
《董廷瑤離甬啟事》這麼說：“竊廷瑤自來甬懸壺三年，於茲有曆年心得之術，得社會深仰之……老母在鄉……不願來甬受養……且兼鄉間乏醫，偶有疾苦，束手無策……有此種種不得已之原因，隻得重行下鄉（回家）……”
因無確考，筆者以為，《時事公報》登載《董廷瑤離甬啟事》雖是事實，但並不說明董廷瑤真的離開寧波，重返董家跳執業了，隻能說明董廷瑤甚孝，那時候曾經有過“重返故裏執業，在家好好侍奉高堂老母”的想法，或者也曾去了董家跳，或許還小住了一段時間，而後又由於一些因素的促成依然回寧波，在城內行醫。
1928年，為倡導強身健體風氣，董廷瑤偕同城區名醫吳涵秋、鍾一桂、徐道仁等在江北青年會集資籌建“技擊社”，開展武術氣功培訓。第二年，該“技擊社”為官方接管，改稱“鄞縣國術館”，教授十二路潭腿、功力拳、戰拳、節拳、黑虎拳、十字戰、脫戰、合戰、達摩拳、棋盤大刀等，並增設技擊摔跤班，持續12屆，直至寧波城區淪陷止。
1929年2月23日，是我國中醫發展史上一個難以忘卻的日子。那一天，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了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有人先後提出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統一醫士記載辦法》《製定中醫登記年限》《擬請規定限製中醫生及中藥材之辦法案》共四項提案，史稱“廢止中醫案”。提案一出，輿論嘩然。全國各省、縣中醫協會紛紛推派代表去上海參加全國中醫藥團體代表大會。鄞縣（寧波）醫藥界以團體名義參加大會的有中醫協會、藥鋪店員工會、藥業公會、藥店業公會和藥行號工會，董廷瑤偕同王宇高、吳涵秋等作為代表赴上海出席大會。大會推選代表奔赴南京，向當局請願，據理力爭。最後，在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國民政府不得不撤銷了這些提案。
此後，抗日戰爭爆發，寧波城區也屢遭日寇轟炸，為避戰亂，董廷瑤於1938年6月攜家眷去了上海。
回憶在寧波城內行醫經曆，董廷瑤在《我的一生》中這麼說：“城居自非易事，若開業行醫，既無基礎，又因年輕，欲取信於人，不是唾手可得。環觀名流，定有專長，自思隻有業務精通，以及靈效的技藝，才能近悅遠來。遺訓告誡，中醫之道，淵源深奧，含有哲理，妙語通神，隨證變化，既要博采眾長，又不泥古執法，最重要的在於臨床實踐，摸索規律和病機轉化，即驗方土方，亦可擇要選用。我的素誌，就是抱著這樣道理，作為行醫的自我要求。實踐證明，確是至理名言，古人誠不我欺也。我到二十七八歲時，醫名已躁，門庭若市……”
初入上海，董廷瑤暫時安身在租界內，打算戰事結束後重返寧波。誰知，上海人中寧波人比比皆是，董廷瑤來上海的消息迅速傳開，很快，醫療業務如同在寧波那樣繁忙起來，身不由己的董廷瑤，竟一下子融入了上海大碼頭。
從曆史角度看，凡寧波人，隻要融入了大上海，就意味著成功，至少是進步的體現。實際上，寧波人融入大上海的現成例子也多。據1930年出版的《海上名人傳》記述，100位海上名人中，寓居上海的寧波人有19名，竟占了近五分之一。自然，董廷瑤還不在這19名之列，因為才剛剛融入，尚待努力創造自己的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