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幫裁縫是怎麼樣的一個社會群體，紅幫獨特技藝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麵，這種技藝在服裝工業化生產的今天還有沒有作用？一連串的問題擺在我的麵前，不能回避、不能含糊、不能瞎編。反之，隻能老老實實拜師請教，從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從一竅不通到略懂一二，從紅幫發展的軌跡中，尋找答案，概括提煉，上升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加以保護傳承，發揚光大。功夫不負有心人，在1998年到2009年持之以恒的紅幫史調查考證的過程中，相輔相成的是紅幫技藝申遺也由淺入深，齊頭並進，可謂知己知彼，一舉兩得。
論從史出，史由證來。為了查考紅幫技藝，節省開支，我們出差時始終堅持“不坐飛機坐火車、不住賓館住旅社、不打的士擠公交”。外出調查回到館裏，我趁熱打鐵，及時將驚喜動人的一幕幕寫成文稿。如《包袱裁縫闖江湖》、《紅幫裁縫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曆史背景》、《挺進九省通衢享譽武漢三鎮》、《引領洋服業盛名石頭城》、《鬧市設店招徒鼎立山東半島》、《神奇的鄞南》、《理念製勝創新為先》，等等。坐冷板凳，爬格子，我們禁得起誘惑，耐得住寂寞，去偽存真，由表及裏，由淺入深，梳理總結了紅幫裁縫“橫濱港學藝、上海灘成名、東三省跨越、京津城爭光、大武漢鼎立、大西部援助、港澳台延伸、三江口奉獻”建樹的曆史豐碑。終於以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心，感動20多個城市的120多位紅幫裁縫，他們各自想方設法，從方方麵麵幫助指導我們。平時你來我往，促膝談心，節日裏紛紛寄書信賀卡，一個個像親朋好友，把服裝館當作自己的家。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都留下了我們辛勤的足跡。10年中，獲得了1000多件實物和史料、照片。珍貴實物有：20世紀80年代紅都服裝店經理王庭淼為中央20多位領導人製裝的原始記錄本、百餘年前茅山人孫通鈿從日本帶來的兩用熨鬥、哈爾濱早期進口的縫紉機、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紀念冊、中國第一部西服專著《西服裁剪指南》，以及為美國總統、日本、韓國等總理大臣大使製裝的題名簿等等，都是紅幫精英心血的凝聚和智慧的結晶。有些是國內的絕品和孤品。日積月累了數十萬字的第一手材料以及數百張圖片。我被寧波新聞媒體讚為“為城市曆史申請專利的人”，被中國民協主席馮驥才譽為“挖了一口文化的井”。2003年前起，服裝館得到鄞州區政府每年撥款20萬元的支持，這有力地整體推進了紅幫裁縫發展史充實完善。與此同時，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寧波市政府大活動辦公室，協同我們舉行“首屆中國青年服裝時尚周開幕布式”、“盛”服裝模特演示、“紅幫裁縫和熱心市民捐贈藏品儀式”，在國際會展中心免費提供場地，讓我們舉辦紅幫創業史展覽，進行時裝表演；寧波市政協資助編寫《寧波幫與中國近現代服裝業》；寧波市委宣傳部、鄞州區委宣傳部撥款拍攝《戰火中的四明被服廠》電視專題片和專題展覽；寧波經濟促進會聯係武漢等地分會協助我們查檔案、尋老鄉、找實物、發文章；寧波市社科聯開設社科論壇，講述中國近代服裝變革中的百年紅幫；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免費印發《中國紅幫裁縫發展史?上海卷》，如此等等，從各個方麵力促紅幫裁縫的學術活動。在得到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一次又一次的實質性幫助的同時，一些紅幫後人仗義執言，挺身而出，傳為美談：祖居北侖霞浦後住日本東京的培羅蒙經理戴祖貽，資助我們到日本，調查紅幫起源；祖居茅山、祖父在上海開“協錩”號的周國禎資助3萬多元為我們解決編印《追尋紅幫的曆史足跡》圖冊；祖居雲龍、後在香港開服裝店的陳榮華慷慨解囊50萬元港幣，為新館布置曆史場景。寒來暑往，眾人拾柴火焰高，這都激勵和鼓舞我們不遺餘力地做好紅幫史的搜尋和整理工作，都不勝唏噓，在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產生膜拜之感。
2005年7月，紅幫技藝申遺啟動，為了攝製8分鍾的專題片，我帶領攝製組7天內去了上海、天津、哈爾濱三個城市，邀請國家紡織部副部長王曾敬、國內服裝史著名專家華梅和10多位紅幫高手出鏡，讚揚紅幫技藝。那些天，我做編導，爬高樓，定畫麵，總合成，夜以繼日，腰酸背痛，痔瘡發作，仍帶病堅持，及時完成任務。2006年12月，紅幫技藝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遺名錄。中山裝，20世紀劃時代的傑作，是紅幫裁縫對中國服裝業的重大貢獻。過去，對中山裝的始創問題，一直爭論激烈，究竟是寧波裁縫還是廣東裁縫的作品，眾說紛紜。這成為我10年中的關注熱點之一。對此，我首先聽取老紅幫們的意見，一致認為做中山裝，必須會做西裝。因為中山裝其衣袖基本與西裝相似，隻是門襟不同，簡單地講西裝是開門的，而中山裝是關門的（這都指領子的設計）。在技藝上判斷，紅幫裁縫比廣東裁縫的西裝工藝勝人一籌。2008年我在上海市圖書館發現《申報》上的幾則上海西裝名店的廣告，確定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親臨這兩家名店定做中山裝的史實。於是，馬上與華梅和季學源等教授溝通，在《寧波日報》等媒體上發布這一盼望已久的信息，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肯定。從此，對中山裝的出處之爭，基本有了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