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萬豐：刻骨銘心的“紅幫”情結
陳萬豐，1942年11月生，鄞州區東吳鎮南村人，出身於貧農家庭，1962年4月參加工作，1992年杭州大學曆史係文博專業結業。現為文博專業副研究員，愛好寫作、美術。通過50多年來的文化工作，具有博物館陳列的內容設計和形式設計專長，已策劃、設計了31個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藝術館。
1997年冬，應寧波輕紡城股份有限公司聘請，籌建寧波服裝博物館（簡稱服裝館）。1998年10月，在寧波第二屆國際服裝節中開館。遵循省、市、縣有關領導和專家意見，以紅幫裁縫創業史作為服裝館基本陳列的支撐。10多年來，致力於這方麵的調查研究，以滿蘸感情的筆尖，相繼獨著或合著了四部專著：《寧波服裝》、《紅幫服裝史》、《中國紅幫裁縫發展史?上海卷》、《寧波幫與中國近現代服裝業》，還在《服裝科技》、《中國文物報》、《中國博物館通訊》、《台北寧波同鄉》、《浙江紡織服裝學院學報》、《寧波幫》、《寧波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10多篇論文，受到了海內外人士的關注以及同行的好評。一定程度上已成為國內紅幫裁縫學術研究方麵的帶頭人，並以紅幫服裝文化引領，或多或少影響著寧波當代服裝業的發展，在寧波幫、寧波港、寧波裝的形成與發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回首10多年前，我是一個隻會穿衣、不懂做衣的門外漢，現在變為略懂衣經，比較了解紅幫技藝的懂行人。其間，充滿著酸甜苦辣，交織著辛酸的淚水與成功的喜悅。因為，從2000年起寧波輕紡城領導班子變動，經營一時又不景氣，原本依靠輕紡城撥款來養的服裝館開始“斷奶”，好不容易在市主要領導關心下遷址到月湖景區寶奎巷的新館麵臨開門與關門的考驗。全館10多名工作人員，工資、福利、獎金加上水電費、辦公通訊費等，苦吃苦用一年至少30萬元才能維持，如果再要出差調查，難以為繼。危急之中，我當即向市服裝協會多次反映，在市府辦公廳副主任陳國強的幫助下，商定在館內讓服裝企業設立窗口收取費用的辦法，扭轉閉館關門的窘境。這樣，會上動員，會後走訪，再取得鄞州與奉化服裝組織的支持，陸續吸收了10多家包括杉杉、雅戈爾、羅蒙、洛茲和寧波服裝學院在內的單位入駐，走出了吃不飽、走不開的困境。紅幫史調查和紅幫技藝挖掘，再次列入議事日程，說幹就幹，付諸行動。服裝館的工作重心從有形的文化載體即實物的保護，必須再走向無形的文化遺產保護，增加博物館的配置資源，以強化身份認同與歸屬感，將口頭傳授、師徒相傳的技藝留給下一代，以此來統一全館員工們的思想認識。在那年5月舉辦寧波服裝院校師生優秀作品展後，我們去上海、蘇州、武漢、北京、哈爾濱等地調研，進一步打開局麵，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書為鄰，以書為友。不惜智力投資，這已成為我堅定的諾言和感悟的心得。過去自己對服裝史可說是一片空白，少接觸，少過問，更談不上研究。自從與紅幫扯上了關係，與中國近現代史發生了碰撞，就不得不靜下心來，培養讀書習慣。我家原住甬港南路，後遷到高新區，住房麵積大了一倍，其中20多平方米做我書房，20多年來陸續添置了四五千冊新舊圖書，逐步養成了看書讀報的習慣，邊讀書，邊抄錄，邊做筆記。《中國古代服裝史》、《中國近現代服裝史》等是我必讀、常讀的專著。《鄞縣通誌》、《寧波市誌》、《奉化市誌》也是我的閱讀對象。這樣一來，不少疑惑得到了解決。書本上的知識及時與現實中的問題對照，縮短了我與國內服裝史專家的知識距離，得到了古今中外智者的滋養。歲月如歌，人生如夢。一個個棋逢對手、不相上下的紅幫高手形象，久久揮之不去；上海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經理兼南京路商界聯合會會長王才運、東北第一把刀張定表、跨國裁縫陳勝曙、服裝博士石成玉、女裝高手孫光武、長春西服第一店陳氏三兄弟、天津服裝名店何慶錩、香港港九洋服商聯會會長車誌明、武漢三家服裝特級店的薑山人陳章舜等三兄弟、蘇州西服第一店李增記、北京為中央領導製裝的紅都服裝店的寧波三位經理等等。我從他們的身上逐步領會了海派西服、毛式中山裝、改良旗袍等縫製工藝——把握“量體、裁剪、定樣、試樣、縫製、檢驗”六個環節，苦練“熱水裏撈針，牛皮上拔針”基本功，熟練運用“四功”、“九勢”，通過精工細作，使衣服久不走樣，並在量身定製、個性化的一對一服務中，潛移默化，成名成家。
然而，好景不長，年年拉讚助，有的企業產生反感，認為經營博物館是政府行為，企業不能長期出錢養它，三年不到，多數企業脫鉤，“窗口”積塵，少人問津。當年底去收讚助費時，不隻是熱麵孔貼冷麵孔，冷言冷語，旁敲側擊，更有甚者，滿腔熱情等了半天，卻當麵回絕，一文不給。失麵子，沒票子，如何過日子？主管部門不管，認為協議已訂，叫你自蕩自撐。幸虧體諒、同情、熱心的原縣人大副主任王佩等挺身而出，說通鄞州區領導開“小灶”，勉強維持正常運轉局麵。這“說通”兩字，包含著我們對紅幫裁縫的一往情深，對紅幫服裝文化研究的步步深入，也得益於紅幫技藝的宣傳報道。其中，離不開全館員工的通力協作，各自堅守崗位，做好本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