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費勸募中，有人捐贈了雪舟的這幅富士圖，說是既可為明州之為中日文化交流重鎮的實物佐證，也授意可得出售而作捐款。
當時通誌館也確實對此畫經過一番考證。
馬先生精通英語、日語、拉丁文和“愛斯不難讀” ，故他找過一些外文資料，並與國內的資料進行對比、印證，但他總覺得不大踏實。原因有這麼幾個：
一、雪舟大師及其富士圖，最早記載見諸其歿後差不多兩百年的狩野永納之《本朝畫史》上。是籍上記載的與雪舟大師有詩書往還的中國友人，有二，一為詹僖、字仲和，一為徐璉，就是你剛才打聽的徐璉，他的字是什麼，在中國方誌上失載，《本朝畫史》說他字希賢。但此二位：詹之生卒年史載不詳，從其遺存字畫看，他應該是正德年間、也就是公元1506年至1521年間，才在江湖上揚名立萬的，也就是說，詹出名而成《本朝畫史》上所說的“鴻儒”時，雪舟大師早已回國而且已經去世（據馬先生查到的資料說，雪舟，去世於1505年，也就是弘治末年），他們兩個怎麼會碰到一起的呢？再說徐璉，剛才我已經說了，徐是成化二十年才成為貢生的，他又因何而在毫無功名、身為布衣的成化五年，而與日本遣明使團中的一個陪貢的和尚相熟悉的呢？
二、最可怪的是，《本朝畫史》記載的富士三保清見寺圖，是由詹仲和題詩的，而通誌館收到的富士三保清見寺圖，卻是由徐璉題簽的。而且馬先生將寧波出現的這幅富士圖，與日本昭和二年平凡社出版的《世界美術史全集》上刊的富士圖作了比較，其構圖、細節和筆法均如出一轍。同一題材的畫，作了兩幅，確切地說是畫了兩遍，這並非不可，但它需要解釋。
三、《本朝畫史》還說，雪舟“多在畫後書‘四明天童第一座’”。但此落款之用，究竟是在中國期間還是回國之後，書上沒有說。其實，這一譽稱的來曆也頗為可疑。想那雪舟，“自幼好畫，不事經卷”，其佛學禪說，必難精深，他憑何而升“第一座”？有說是明憲宗敕封的。於是，馬先生查明史、甚至還托友人在北平查了《憲宗純皇帝實錄》，卻未見成化皇帝敕封雪舟大師為“四明天童第一座”之據。再到天童寺，查了康熙年間編修的《天童寺誌》和他們的“法脈世係圖”，也了無痕跡。因此，馬先生懷疑所謂的“四明天童第一座”，要麼是當時的天童寺方丈出於客套而給雪舟的名譽性稱號，要麼就是雪舟、或他的弟子自封自詡的也未可知。馬先生在編務會議上說，日本人自卑至深，反而自大至極，別的不說，就說皇帝好了，中國皇帝叫天子，他們卻叫天皇。此莫須有之“第一座”，想必亦是沐猴而冠之把戲耳！哈哈哈……！
芝原聽到這兒，頗有點不快：“大不敬！馮先生扯遠了！”
馮孟顓又點起了水煙，呼嚕了兩下，問芝原：“你還讓想我說下去麼？”
芝原無奈，隻得點點頭。
我們大家在編務會議上討論時，都同意馬先生的懷疑與看法。我們認為，史，記事者也，而事，須真且實，然後可以褒貶。然，雪舟之畫待考，雪舟之事可怪，其為稗官野史可也，但津津樂道、以為佳話而入正史，卻為嚴謹的史家所不取。當然，將有待後人進一步考證的史料載於誌乘、聊備一說，也未嚐不可。隻是日本人最近這幾十年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實在太可惡，吾輩既已無法回避，而先人就別再以這種子虛烏有的事兒去打擾了吧。所以，大家決定，既克製惡心，不將今人之好惡強加於後輩，也維護通誌之嚴肅，幹脆對此畫此事不予采錄。是以通誌在詹僖、徐璉條目中，隻是移錄光緒誌的資料，而未增他們與雪舟交往的傳說。
芝原聽到這兒，擔心地說：“如此說來，那富士圖是假的了？”
馮孟顓搖搖頭。
這倒未必。這與入不入史是兩回事兒。
馬涯民先生素與吾縣的收藏大家朱讚卿先生善，他曾持畫求朱先生作過鑒定。朱先生從富士圖的用紙、墨色和鈐印上看，認定此畫應為明中期作品。這是說，即使它非雪舟的作品，但它也是與雪舟生活年代同期的作品。
“那它是雪舟同期的人，冒雪舟之名而畫的了？”芝原問。
不一定。上麵說的，是朱先生鑒定字畫的第一步，即先解決新老問題，然後再解決真偽問題。
第二步，朱先生從兩方麵的推斷，基本上排除了其同時代人偽作的可能：
一、雪舟在中國，名氣不大，即使他遊曆中國期間，確曾為時人所矚目，但一旦返回倭國，他便消失於中土士人的視野中。可見他的名氣來源於中外文化交流這一角度，來源於人們對他的異國身份的好奇與客套，而非他的丹青成就，因為中國畫史典籍中，並沒有雪舟的地位。對於這樣一位在中國畫史上籍籍無名的人，一般作偽者，並無興趣仿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