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這樣的世界，法律有什麼用？！學法律又有什麼用？！
福澤諭吉是怎麼說的？
百巻の萬國公法は數門の大炮に若かず，幾冊の和親條約は一筐の弾藥に若かず ！
誠哉斯言……？誠哉斯言……！
詹子權自此對自己的學業選擇，產生了動搖。
他更加發狠地看書，看報，幾乎把大學圖書館裏的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曆史、思想等等方麵的書，翻了個遍，直至神情憔悴、形銷骨立。
終於有一天，詹子權覺得自己有點明白了：他現在身處其中的這個國家的人民，對自己的母國與民族，懷有由來已久的深入骨髓的嫉恨和無法遏製的野心。
先說遠的。
早在寬政年間，本多利明就在他的《經世秘策》一書中提出攻占中國的東北和庫頁島、隨後襲取中國內地乃至美洲大陸的計劃。他的一個觀點，後來對日本朝野的影響至深至钜，即，國家利益，隻能靠戰爭獲取。
文政年間，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秘策》，則進一步強調，“世界萬國皆應為日本之郡縣，萬國君主皆應為天皇之臣仆”。為此，他認為首先應吞並中國。
到了嘉永年間 美國佩利艦隊叩訪浦賀前後，日本尚且自身難保之際，吉田鬆陰卻已在籌劃：“若軍事力量稍有充實，即可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令其朝覲；責難朝鮮，使之進貢；割南滿，收台灣與呂宋，占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
福澤諭吉則在明治年間提出了“脫亞入歐”論。然，脫則脫矣，入則入矣，倭國倭民的發展取向自當由你倭人選擇。但非以鄰為壑、踩人為梯，即不可“脫”、不能“入”的論調，就難說是一種思想了。但這不妨礙福澤在民眾中獲得日本啟蒙思想家的美譽。
詹子權在圖書館藏的明治十七年十月的《時事新報》中，發現了該報的創辦人福澤諭吉的《東洋之波蘭》一文。文中提出：十五年後中國將被歐洲列強和日本瓜分，日本將理所當然地占據台灣全島和福建的一半。報載文章的旁邊還赫然地刊登了一張瓜分中國的預想圖——《支那帝國分割之圖》！
這些民間策士的主張，到了明治維新後，遂愈益深入地化為了文臣武將們的外交思維、施政綱領和軍事戰略，如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岩倉具視、副島種臣、大隈重信、山縣有朋、伊東佑亨、乃木希典、東鄉平八郎，等等等等，盡管他們措詞不一，策略各異，但在中國身上有著日本可生殺予奪之利益的看法方麵，卻是完全相同的。尤其是《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後的首任首相山縣有朋，更是提出了“守衛主權線”與“保護利益線”之說 。他這麼劈空一劃，朝鮮、中國東北和台灣，就落在了大日本帝國的利益線之內，侵略行徑竟成了保衛利益的正義之舉。
明治天皇更是雄心勃勃，其詔書宣稱要“開萬裏波濤，布皇威於四方”。
於是君臣朝野，上下呼應、相互砥礪、同仇敵愾，苦心經營四十餘年，即把這蕞爾小國裏的草寇軍師那些看似癡人說夢般的妄語，一步步地變成了現實：
明治二年，開蝦夷為北海道；
明治五年，吞並中國蕃屬琉球；
明治六年，入侵台灣，雖旋幾撤兵，卻首次嚐到了用兵境外的甜頭，——獲清廷五十萬兩白銀的軍費補償；
明治八年，從俄國人手中換來了千島群島；
明治二十七年，徹底打敗了中國北洋水師，既得了台灣、澎湖，還獲得戰爭賠款二億兩白銀，然後在談判桌上折衝樽俎，把大清的遼東再“賣”給大清，又獲三千萬兩白銀！這二億三千萬兩白銀是什麼概念？——它是當時日本歲入的四倍以上 啊！
明治三十三年，參加八國聯軍，獲中國總賠款四億五千萬兩中的三千四百多萬兩。這是日本第一次擠入世界列強俱樂部；
明治三十七年，取勝甲午戰爭十年後的日本，在與俄國爭奪中國東北的戰爭中，又一次獲得勝利，如願在東三省站穩了腳跟，還從羅刹手中奪得北緯50度以南的庫頁島；
明治四十三年，日本吞並了朝鮮！
再說近的。
目下國內的革命黨起義如火如荼，清廷大廈即將傾覆。當此之時，詹子權卻發現日本的報端文章，味兒卻變得酸溜溜起來。
按說，這些革命黨人，幾乎都為日本所培養，以顛覆滿清政府為己任的同盟會的發祥地就在日本，其革命之思想與口號，亦少不了日本人的參和，比如黑龍會。最著名的當屬攛掇革命黨重拾朱元璋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八個字。也不知怎的，三弄兩搞的，竟將朱氏的“驅逐”改為“驅除”、“掃除”了，此非將革命變法改而為種族相殺乎？！
本來，眼見得“驅複革命”即將成功，日本應當樂觀其成才是。
然而，不是。
武昌起義後沒幾天，內田康哉外相即電令駐清公使伊集院彥吉轉告，願以軍械供應清廷以與南方革命軍對峙雲雲。未幾，西園寺公望內閣決定以永保日本在東三省權益、維持在華一切利益、保全滿清政權、阻止革命軍北進為政策，必要時將不惜以武力幫助清廷 。
詹子權感到，這種於日本而言可獲合理解釋的出爾反爾，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太危險了。滿清的軟弱與愚蠢，已經給了日本太多的甜頭，很難想象，日本會對“五族共和”後的中國終止覬覦的貪婪。
果然，報章上一改過去一致支持革命派的腔調，變得五花八門起來，有要求日本政府出麵維持支那政局穩定的，有要求革命派實行君主立憲製以換取日本支持的，有要求扶持滿蒙獨立的，有要求將支那裂國土而立數邦的，甚至也有要求日本趁機出兵中國實現大亞洲主義的。
詹子權算是看透了，這日本對鄰國所期待者，非革命也，乃造反耳！它自詡為中華、神州之正宗，它所眼巴巴地盼望著的，是支那造反成功而迎它入掌中華政統。既然孫中山終究將造反變成了革命，它自然也就將他拋棄！其無論要中國穩定也好、實現君主立憲也罷，乃至欲實現大亞洲主義以聯合抗衡白種人的主張，凡此種種，均非日本為中國謀，而是日本謀中國，而是日本謀自己的利益、謀自己的榮耀！
“東洋人日夜渴望的名利，必是中國人無可逃遁的災難”。詹子權這樣想道。他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句話，在當今與往後，會錯在什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