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一批經過記者艱辛調查，排除重重幹擾、獨立揭示真相的輿論監督作品問世，如對於廣東“孫誌剛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等的報道，更加明晰地顯示出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對於中國輿論監督報道的深刻影響。
3. 深度報道：對事實真相的頑強探求和記者主體意識的覺醒。
對於深度報道的內涵和定義，現在學界仍有很多爭論，如有人認為它是一種獨立的新聞體裁，也有人認為它不是一種新聞體裁，而隻是一種新聞寫作的旨趣。所以，我們在這裏隻是以描述性的方法，對深度報道的基本特征進行敘述。毫無疑問，所有深度報道的共同點在於，都是通過對新聞背景的全方位展示和各類信息的廣泛整合，深入挖掘事件的因果關係，揭示其實質和意義，預測其演進趨勢。深度報道的理念，歸結於對事實真相的頑強探求，這一點與客觀報道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或者可以說是對客觀報道理論的發展。同時也體現了新聞從業人員排除幹擾、隻對事實負責的獨立品格。
20世紀80年代中期興起的深度報道熱，正是在當時啟蒙思潮下，展現出來的記者對探求事實真相的理性自覺和承擔社會責任的主體意識的覺醒。1985年12月，《中國青年報》連續發表了8篇張建偉采寫的係列報道《大學畢業生成才追蹤記》，被譽為“中國深度報道的奠基之作”。次年，全國好新聞評獎第一次設立深度報道獎，體現了新聞界對深度報道這一“新生事物”的高度肯定。1987年形成深度報道的第一個高潮，擁有廣泛影響的深度報道有《中國青年報》的大興安嶺火災“三色”報道、《經濟日報》關於“關廣梅現象”大討論的報道、《人民日報》的“魯布革衝擊”等。
20世紀90年代，深度報道逐漸成為我國大眾媒體的常用“兵器”，報紙、電台、電視台都紛紛推出自己的深度報道欄目。在全國名專欄評選中，至少就報紙而言，深度報道欄目曆年都是最有競爭力的。而且，對於很多報人來說，對深度報道的執著探索是和新聞專業主義的自覺聯係在一起的。到20世紀90年代末，《南方周末》以其深度報道在全國形成獨特的品牌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其負責人認為，《南方周末》正是因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獲得了一輪發展的動力。①
4. 從主從附屬關係到平等合作夥伴：對媒體和政府關係的探索。
在我國，媒體長期以來被視為政府所屬的宣傳機構。由於黨政不分，媒體是黨的喉舌，自然也是政府的喉舌。媒體發布信息、開展批評、發出號召，其實都是政府行政權力的延伸。作為自己的附屬機構，政府同樣隻要運用行政權力就可以對媒體進行有效的管控。改革開放以後，盡管黨政適度分開早已提出，但媒體作為政府附屬機構的關係格局在很長時間裏幾乎沒有變化。
隨著政治體製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推進，以及新媒體崛起等因素帶來的媒介生態的巨大變化，2005年以後，重構政府和媒體之間關係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
首先，政府不再隻是媒體的管理者，同時也應成為媒體的監督對象。中央領導一再要求從政府權力如何得到人民有效監督的角度來思考輿論監督問題，支持鼓勵媒體對各種不當的行政行為進行曝光。
其次，政府和媒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局中既承擔各自使命，又密切互動支持，成為平等合作夥伴。2006年底，國新辦主任蔡武提出，國新辦和國際媒體的關係是“建設性的合作夥伴”。這一提法被許多人當作是對政府與媒體關係認識的一次大跨越。《南方都市報》發表評論指出，更應把“建設性合作夥伴”推展到政府和國內媒體的關係定位上，媒體的從屬地位決定了其不能以更專業、更快捷的方式進行報道和評說，結果使媒體遭遇既不能迅速、通俗地向大眾傳遞政府意圖，又不能為政府決策提供全麵的現實圖景的“雙重尷尬”。如果政府放手讓媒體按照自身規律進行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將極大地促進政府的應變效率和政策的準確性，同時協助政府更全麵、更快速地了解政情民意，出謀劃策，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進程。王升華則提出，“政府部門與媒體的地位是平等的，合作也是互利雙贏的。”“構建政府與媒體的和諧關係，就是在它們之間形成新型的互動關係、雙贏關係。”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