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專業主義在我國新聞實務運用中的若幹問題 二 、改革開放以來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的實踐
在極左年代，新聞專業主義自然是作為階級敵人的歪理邪說被“批倒批臭”的，就是到現在，很多人依然把新聞專業主義理解成隻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概念。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從粉碎“四人幫”進行撥亂反正開始，到以後艱難探索前行的新聞改革，我們越來越多的新聞理念和行為準則是與新聞專業主義精神高度契合的。
1. 撥亂反正：拋棄階級鬥爭工具論，逐漸回歸事實本位。
這裏主要指粉碎“四人幫”特別是“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自1957年“反右”鬥爭以來，我國的新聞事業一直被說成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文革”當中，林彪、“四人幫”之所以要把新聞專業主義當作是階級敵人的歪理邪說，很重要的一條，是因為在他們炮製的新聞理論中，“事實服從路線需要”或者說“事實為政治服務”。這當然是與“客觀報道”之類水火不容的。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撥亂反正過程中，類似極左理論逐漸被拋棄。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新聞的本源是事實，事實是新聞的基礎，新聞報道絕不能篡改客觀事實。①之後國內研究者對劉少奇《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等文獻給予高度重視，對劉少奇關於新聞真實性原則的思想給予充分肯定，把它作為劉少奇對無產階級新聞理論的寶貴貢獻。1984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召開了全國新聞真實性問題座談會。會議提出：“當前，要在新聞界開展一個維護新聞真實性的活動，把杜絕失實報道，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作為新聞單位整黨的重要內容之一，並把這個問題是否解決好，作為衡量整黨工作質量的一個重要標誌。”①經過這一階段理論與實踐上的撥亂反正，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破除了新聞作為階級鬥爭工具論，徹底揭露了“事實服從路線需要”理論上的荒謬和實踐中的危害，重新確立了新聞真實性原則、客觀公正報道原則，使新聞重歸事實本位。
2. 輿論監督：新聞批評的複興和現代輿論監督觀的逐漸形成。
我黨曆來有重視新聞批評的傳統。在革命戰爭年代，很多重要領導人都曾經就利用報紙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發表過講話。在新中國建立不久的1950年4月，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1954年又作出《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特別強調了在報紙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通過報紙廣泛地吸收人民群眾的意見。開展“反右”活動以後，這一良好的傳統被中斷。到“文革”年代，社會主義民主法製都被野蠻踐踏，國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更談不上利用報紙進行理性地批評監督。1978年10月起，新聞批評開始恢複，1980年夏季形成高潮。1980年4月至8月，《人民日報》共發表批評報道122篇（含社論、評論28篇），平均每天接近1篇。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關於山西省昔陽縣“西水東調工程”的報道，關於“商業部長吃飯不付錢”的報道，關於“渤海2號灌船事故”的報道。②對於新聞批評的重要性，許多報紙也展開了論證和闡述。如《人民日報》提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正是人民群眾實行民主監督的一種極其方便靈活，極其有效的方式” 。①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黨從來沒有對“輿論監督”的直接表述，而是一直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和“群眾監督”之類的提法。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大眾傳媒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使用頻率明顯下降，其內涵開始回歸狹義，早先蘊含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的群眾監督的內容，被更具時代感和概括力的“輿論監督”所取代。②1987年召開的十三大，提出“重大問題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要通過各種現代化的新聞宣傳工具，增加對政務和黨務活動的報道，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支持群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反對官僚主義，同各種不正之風作鬥爭”。標誌著我黨和現代民主理念相契合的輿論監督觀正式形成。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