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把語言視作“存在”，文學家把詩歌當作“宗教”，這是對語言本質的探求，也是語言與心靈關係的描述。可惜語言和世界的同質、同源、同流的關係，當下卻異化了。語言的“能指”和“所指”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分裂，我們再也不能從語言本身窺見真相、真理和真情了。
語言成為一種“話語權力”。上至王公貴族，下到平頭百姓，無不生活在“話語權力”的快感或痛苦中。所謂“話語權力”就是建立秩序、控製局麵、維護等級、保證利益的力量。“一言以定邦”、“一呼百應”、“一語中的”、“一言九鼎”、“一諾千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些約定俗成的語言，是中華民族對於“話語權”的極好概括。而“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投告無門”、“有口難辯”、“噤若寒蟬”、“瞠目結舌”則表達了失去“話語權”的痛苦。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狀態的真實寫照。而當出現“話語霸權”的同時，一定伴隨著“群體失語”——強勢生命對於孱弱生命的擠壓、剝奪和扭曲。於是，語言便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言”不再是“心聲”。語言成為一種“裝飾”或者“奴役”的工具。巧言令色、花言巧語、假話空話、言不由衷大行其道，真情實感、真心實意、事實真相消弭不見，社會風氣、人際關係、生存環境都被“工具”的濫用、巧用、常用而扭曲了，以至於我們每天接觸到政治主張、商業宣傳、文學矯飾、人際交往、專家觀點、社會言論都要花心思去辨別真偽，以免上當。《論語》雲：“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正名，就是名實相符，就是語言與真實恰如其分。如果語言不能指稱現實世界和心靈世界，如果人類失去了值得信賴和依靠的語言，那麼，正像《論語》所感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語言應該是存在的家園，應該是心靈的花朵，應該是思維的彩帶，應該是情感的浪花，應該是精神的後院。它負責整理思想、記錄生活、表達訴求、宣泄情緒。生活有多豐富，語言也有多豐富，生存有多曲折，語言也有多曲折，生命有多光彩，語言也有多光彩。甚至有的時候生命終止了，但語言仍然活著。“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曹丕最早認識到語言有崇高的地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詩人最初意識到語言有獨立的生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語言可以對接生命、穿越時空。這樣的語言是真誠的，是有尊嚴的，是去功利的。我們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回到這樣的語言花園裏，沐浴其中的芳香，多麼希望它們成為安頓精神的後院，讓我們抖落一天的虛偽和矯飾，和自己的靈魂對白。可是，這樣的祈求又是多麼蒼白無力啊。
在這個越來越陌生的世界裏，在語言離心靈越來越遠的今天，在匆忙奔走來不及反省的日子裏，在靈魂飄蕩無所適從的當下，我不止一次地追問自己，人過中年，心安何處？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當親人陸續離開那片土地，當土地變得麵目全非，當麵目日漸陌生的時候，那些“今生今世的證據”又在哪裏？《聖經?約翰福音》中說：“從哪裏來歸哪裏去。”我是從那裏來，我還能回到那裏去嗎？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告訴我們，人類是從猴子進化的，宇宙並沒有創世主；馬克思的唯物論主張物質第一，精神第二，物質決定精神；科學技術的進步又使我們相信，人類最終可以窺破自然的奧秘，成為自然的主宰；儒家還說：“不知生，焉知死？”我們能夠相信耶穌基督、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嗎？如果不能相信，我們的信仰和靈魂可以安放在哪裏？
但是，我們仍然沒有絕望。雖然流行話語已經被功利奴役，淪落成強盜、小偷和掮客，被世風蒙塵，沉積成荒原、廢墟和陷阱，但先哲的啟蒙和召喚仍然在回響，心靈的探索和訴求仍未停止。海德格爾說要“詩意地棲居”，林語堂強調“應該把詩歌稱作中國人的宗教”，神秀也留下一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當世界已變得虛幻和虛無時，唯有心靈的語言是真實的，可靠的，永恒的，值得自愛的。《何處是家園》離心靈歸宿尚有距離，但正邁著蹣跚又稚嫩的步伐，朝那裏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