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中隊到場部，馬車要跑五到六個小時，趕馬車的就業職工都很願意到那裏去。到了場部，碰巧了就能買上“緊俏”商品，買些不常見的日用品，吃點好東西。趕好了還可以看場電影。那時的電影也就隻有“三戰”片（《南征北戰》、《地雷戰》、《地道戰》)、《新聞紀錄片》和京劇樣板戲拍成的電影（就這幾部電影，在19中隊一年半載也看不上一部，我到了19中隊後，沒在那裏看過一場電影）。更重要的是，趕車的可以借給別人捎帶東西、別人求坐車撈些好處。那時候，凡是去場部，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馬車，沒有馬車，你這一輩子就別想去場部觀光。我上初中後，趕車的就業職工最願意拉著我去場部。因為他們的口糧裏粗糧占得比重很大，頓頓飯青稞麵做成的黑麵饅頭是主食，都吃怕了。能吃些白麵饅頭，就成了他們的一個奢望。在場部招待所，作為幹部子弟的我，買飯票時，可以把糧票全部換成細糧飯票，開飯時就可以盡吃白麵饅頭。這些事情那些就業職工辦不到，因為不允許他們住招待所，他們隻能住在規定的地方，吃和他們在中隊一樣的夥食。他們就想找人，去招待所弄些白麵饅頭帶回去吃。可就業職工子弟也辦不了這種事，他們買飯票，一斤糧票隻能換六兩細糧飯票，四兩粗糧飯票。在當時那種嚴酷的環境下，這些孩子已被磨練的沒了棱角，性格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從他們的行動和語言上，人們就可以知道他們是誰的子弟，他們不敢冒充幹部子弟去幹這種事。趕車的找了我後，我就會理直氣壯地去為他們買飯票，在他們回19中隊時，就可以帶回去一大包白麵饅頭。那幾個趕車的，都很感謝我。
就業職工除了用調換工種的辦法減輕勞動強度外，有的人還會裝出各種殘疾來逃避勞動。
19中隊有一個就業職工，勞改以後不久，他的雙腿就癱瘓了，不能參加任何生產勞動。刑滿釋放後，他的腿還是沒有好，19中隊就安排他在勞動工地專門給幹部送開水。每次送水時，他都是拄著雙拐，將兩個暖瓶掛在拐棍上，步履艱難的給幹部送去，我們看著他很可憐。這算是最輕的勞動了，屬於照顧性質的。有一天我們去看就業職工平整土地，這人又給幹部送開水。他正艱難地走著時，我們發現，他的身後有一條蛇正在爬行，怕蛇咬著他，小孩們就喊了起來。小孩們一喊，吃驚的一幕出現了，那個人竟一下撂了拐棍，飛一樣地跑向了前方，他那癱瘓了的腿竟然好了。後來的結果不用說大家就可以知道，吃驚的幹部們清醒過來後，就把這個就業職工關了起來。他後來交代，從進監獄的那天起，為了逃避勞動，就開始裝殘疾，一直到這天被小孩的喊聲所揭穿。這個就業職工在這件事情後，被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強迫執行勞動改造，受盡了折磨，我們這些小孩都挺後悔那次喊話。
任何辦法都沒有的就業職工，他們就會采取另一種辦法去逃避勞動，這種辦法就是逃跑。
當時部分就業職工不甘心在這裏受苦、呆一輩子，就想方設法逃離此地。有的趁勞作時看管鬆懈從田間地頭逃跑了、或是在月黑風高時不顧危險翻越高牆逃跑了、還有的請了假後出去購物就一去不複返了。可是，絕大多數都在以後被抓了回來。那時的勞改幹部都希望出差抓人，目的就是掙些出差補助補貼家用和出去見見外麵的世界、長長見識。
19中隊有個姓耿的叔叔，被場部抽去長期在外地抓人，他每個月隻在發工資時才回來一趟，在外出差抓人就是在他主動要求下出去的。和他在一起的叔叔說，耿叔叔每天從來不吃早飯，隻吃中午和下午兩頓飯，這兩頓飯每次都是一棵大蔥，兩個饅頭。他把掙到的出差費和工資全部交給了在農村的家裏補貼家用。實際上，那時的出差費每天也就是幾毛錢，讓現代人不可想象。那幾毛錢，在當時可起著大作用。
可能是為了安定這些就業職工的人心或是其他想法，後來上麵有了個政策，對表現優秀，已經結婚的就業職工，經批準可以讓老婆孩子從內地遷過來和他們一起參加勞動生產，戶口定性為農業戶口。當地女農牧民願意嫁給表現優秀的就業職工的，經批準也可以結婚。這樣，西麵山下就有了一片簡易房屋，供這些有家室的就業職工居住。
來到19中隊幾天後，我發現，這裏隻有一個跟我和胖翻譯、藍菜花歲數差不多大的孩子，剩下的十幾個都比我們小一些。隻有兩個女孩比我們大幾歲，一個女孩被她媽媽叫做“萍”，是中隊指導員的千金。她弟弟和我差不多大，我到了19中隊，他就成了我的“兵”。這個男孩認識我時，剛好因為調皮摔傷了腿，走路一瘸一瘸的，我就給他“冊封”了一個名字，叫做“李拐子（他家姓李）”。
另一個女孩被大人稱為“媛”， 她弟弟比我小，在我到了19中隊後就離開了她姐姐，整天跟在我屁股後麵玩。因這個男孩說話吐字不清，我就給他起了個名字叫“大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