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倆女孩的胸前，都別著一枚特大的毛主席像章，每人身上都背著一個小包，包裏裝著《毛主席語錄》。剛開始我見了這兩個女孩，也學著大人的樣子，叫她們“萍”、“媛”，可她倆不愛聽，有些咬牙切齒地說：“我們的名字也是你這個小屁孩叫的嗎？”
她倆說我，我就故意侮辱、諷刺她倆：“你倆是破黃毛丫頭！一個像狐狸精！一個像白骨精！你們還假裝背著《毛主席語錄》，其實你倆是資產階級臭小姐……”
說不過我她倆就會哭一場，就會去我家告狀，我就免不了挨頓打。但“狐狸精”就成了“萍”的外號，“白骨精”也成了“媛”的代稱。最後，連她們的弟弟都跟我學著叫她倆的綽號，她們生氣時也叫弟弟的外號。
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為了表示對領袖的忠心，各地都在大學、特學毛主席語錄,革命委員會（各地的領導機構）還要求人人都會講述、背誦毛主席語錄。為應付差事、表示進步，大人、小孩都在想方設法弄到一本《毛主席語錄》。手裏有了《毛主席語錄》，就覺得很光榮，很體麵、很革命。女孩子們有了《毛主席語錄》後，對這本書十分的愛護，就充分開始展示自己的特長。她們把玻璃絲（玻璃纖維）精心編織成和語錄本一樣大小的小包，把《毛主席語錄》裝在裏麵後，就每天背在身上。那小包既成了裝飾品，又體現了女孩的革命性。男孩們不會編織小包，就直接背著個大書包，裏麵裝著一本不大的《毛主席語錄》，那樣子就像是天天在上學，連假期都沒有。
看著媛和萍戴著大毛主席像章，我就回家找了一枚比她倆的大的毛主席像章戴上了，見了她們就挺胸抬頭地鎮她們。那時正流行戴毛主席像，大家都在互相攀比，看誰家的毛主席像章樣式多、誰的像章大誰就最牛。除了身上戴的，各家各戶還把所有的毛主席像章都別在一塊紅綢子布上，裝在鏡框裏，懸掛在家裏最醒目的地方，充分展示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忠誠。
我戴上了大像章，還在書包裏裝上了1——4卷《毛?澤?東選集》。雖然背著很重、很累，可的確鎮住了媛和萍。我在她倆跟前從書包裏拿出《毛?澤?東選集》假裝學習時（那時根本不懂書裏說的是啥），她倆吃驚了，看著《毛?澤?東選集》，她倆十分誠惶誠恐；再看看自己背著的小包，就感覺到渺小了……
在這群孩子裏，我背誦的毛主席語錄最多，對“老三篇”（毛?澤?東著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能倒背如流，其他“知識 ”也最多，他們就理所當然地“團結在了我的周圍”，我成了他們認可的“核心”。在一起玩的時候，我就會給他們講毛主席的故事，給他們講城市的生活、講電影、講汽車、講火車和他們不知道的事情。
這群孩子從出生後就沒去過遠的地方，最遠的地方也隻去過農場場部，有的還沒離開過19中隊。他們對19中隊以外的事情很感興趣，都想多知道一些外麵的事。這些孩子們連火車都沒見過，知道火車也是通過課本上才了解的，火車離他們很遙遠。每次講起外麵的世界，我生動誇張的描述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除了一個八歲名叫“車軸”的天生傻子瞪著無神的雙眼、嘴裏流著口水聽不懂外，其餘的聽得都是異常興奮。
離開城市的時候，表哥用鐵絲、自行車鏈條做了把手槍送給我作紀念。那把槍很好玩，隻需用一根火柴當“子彈”，扣動扳機，撞針撞擊火柴，就可發出清脆的“啪啪”的爆炸聲，和真槍的效果很相像，早晨隻需從家中偷出一盒火柴就可以玩上一天。
那時候，孩子們沒有玩具，我的這把山寨“槍”就顯得很雷人、很寶貴，它成了孩子們心目中的聖物。
當時的農場，還有一種很不安全的火柴，名字好像叫“黃磷火柴”吧。那種火柴可以在任何地方劃一下就燃燒，你就是把這種火柴在身上擦一下也可以著起來，它很不安全，可我不知道這火柴的厲害。由於當時火柴是配給商品，憑票供應，家家用起火柴都很節省，這種火柴叫做“安全火柴”。為防不夠用，有些家庭就會從別的渠道弄些不用票證的火柴，這種火柴就叫“黃磷”火柴，它是一種很危險的火柴。
有一次，我從家裏偷出了一盒這樣的火柴，當我準備把火柴頭安在玩具槍裏時，它竟燃燒了起來，還燒傷了我的手指。見火柴燃燒了，我一著急，就在身上拍打受傷的手，誰知道這一拍打，就將兜裏的一盒火柴給拍著了，霎時衣服也燃燒起來……回到家裏後，不敢給父母說實情，可他們看著我那被燒壞的衣服和受傷的手、肚皮，還是知道了是咋回事。從此，家裏就開始把火柴藏起來，用時才拿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