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們一直玩到了中午，三匹馬拉著的一輛大馬車給犯人們送來了飯，我們才回家。
爸爸上了一天班，吃過晚飯就又走了，晚上還要繼續上班。他被分配去管刑滿釋放的那些人，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每晚要組織這些人從七點到九點半進行政治學習，十點才能回家。爸爸走了不久，胖翻譯和藍菜花來我家玩，他倆的爸爸也去監房上班了，也是組織犯人學習，時間和刑滿釋放那些人一樣。我們覺得很奇怪，在監獄裏的犯人和刑滿後出來的犯人待遇怎麼會一樣，這是為什麼？
第二天一早，我發現，那些刑滿釋放的出工和犯人出工驚人的相似。
那些刑滿釋放的出工除了不向戰士報告，他們是要給幹部報告的，也要站隊、也要報數，出工時也要列隊。不同的就是他們自己可以拿工具、排著隊去勞動工地不喊口令、可以在隊列裏說話、抽煙、步伐亂七八糟，中午在工地吃飯時要用飯菜票，沒有部隊押送。
晚上收工回來時，犯人要向監獄門樓上的解放軍報數、報告後才能回監獄。刑滿釋放的要向幹部報數、報告後才能回大院。犯人和刑滿釋放的人，稱呼幹部，不論職務高低，通稱幹部為“隊長”，稱解放軍為“班長”。無論你是廳長還是師長，到了這個地方，就統統變成了“隊長”、“班長”，很“平等”。我覺得有些好玩，有些好笑。
慢慢地，我弄清了犯人和刑滿釋放的人的區別。
犯人一點自由都沒有，他們的活動區域僅限於監獄、勞動工地和去勞動的路上，沒有幹部或是哨兵的允許，不能離開監獄半步。除了刑滿被釋放，他們是走不出監獄的。但監獄裏也有幸運一點的犯人，這就是表現好，剩餘刑期不長，沒有逃跑思想的犯人。經過考察後，認為他們不會出任何問題，就會把他們從犯人群體中分離出來，讓他們從事一些簡單的勞動，象打掃衛生、運送垃圾、在工具間修理農具、去沒有哨兵看押的地方勞動等等。一般情況下，這些犯人都是3—5人一組，在一個幹部帶領下從事勞動。一個兩個犯人單獨去幹活時，幹部就不會去管理他們。這部分犯人被稱為“零星犯”，他們可以在整個中隊的區域內活動，隻要按時回到監房就不算違紀。
因為這些“零星犯”有一定自由，他們就受到了那些沒有自由的犯人的“熱捧”，成了其他犯人巴結的對象。
那時候，政府每個月給每個犯人發有幾元錢的零用錢，這些錢是供他們買生活必需品的，如牙刷、牙膏、香皂、信封、信紙之類的東西。但這些錢不會發到犯人手中，都是由中隊統一管理，犯人需要什麼，由中隊統一購買。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不允許犯人手中擁有現金，這規定主要是為了防止犯人逃跑。因為，犯人手中無錢，逃跑後他就不能乘車，不能住店，就沒有吃喝，以此來打消犯人的逃跑念頭。
曾出現過這樣的事情，有個犯人逃跑了，他手中沒有一分錢，隻有一張他自己寫的，用蘿卜刻成公章蓋著假大印的證明信，他住店時拿出了這張假證明（那時住店，必須要有證明，否則不能住店），告訴旅店，第二天他的彙款就到，到時補交住宿費。晚上他就偷了其它旅客的錢，結果被抓了現行進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他就要求立即把他送進看守所。那是因為他已經三天沒吃上飯了，快要餓死了。到了看守所，就有飯吃了。為了再不遭受餓肚子的厄運，他馬上交代了自己是個逃犯。被送回監獄後，這個犯人說，以後就是打著讓他逃跑，他也不會逃跑了，餓肚子的滋味太難受了。
雖然製度嚴格，但部分犯人手裏還是藏有現金，這些錢基本都是親屬探監時偷偷塞給犯人的，但他們沒有機會去花這些錢。
在那個年代，物資很匱乏，給犯人供應的東西少之又少，在身上藏有“私錢”的犯人，就想方設法要把身上的錢花出去，買一些稀有之物，“零星犯”就變成了他們的“采購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