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1年，蘇聯就開始從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中挑選適合的人員去蘇聯留學。最早一批如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彭述之、卜士奇等，就被選派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學習。1923年進入東方大學學習的，有劉伯堅、朱德、任卓宣、王若飛、趙世炎、熊雄、穆青、傅烈和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等人。1924年以後，有李富春、傅鍾、李卓然、鄧小平等。隨著1925年中山大學建立起來，前前後後來到莫斯科學習的中國學生達到2000人之多，其中相當部分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其中較有名的一批留蘇學生，有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凱豐、夏曦、楊尚昆、陳昌浩、李竹聲、盛忠亮、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孫冶方等人。國共關係破裂後，為了使大批長期在國內拋頭露麵的共產黨人不被殺害，莫斯科又通過各種方式，將他們秘密送到蘇聯來，組織他們參加各種學習，這其中包括有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吳玉章、葉劍英、吳亮平等人。而這期間在蘇聯專門學習軍事的學生數量也相當多，著名的有劉伯承、王一飛、聶榮臻、傅鍾、朱瑞、伍修權、左權、師哲、周保中等。在中共黨內有如此之多的留蘇學生存在，莫斯科要挑選百分之百地服從其指揮的幹部來擔任黨的領導人，自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國共關係破裂後短短幾年時間，中共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就被徹底地改造了。黨的幹部隊伍從最初的工人化，迅速開始向“百分之百地布爾什維克化”轉變。經過六屆三中全會，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剛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留蘇學生，被推上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團中央的領導崗位。由此開始，社會主義蘇聯的利益和莫斯科的意誌，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內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標準。
關於這個時期中共與蘇聯關係的這種特殊的性質，實際上還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當中，就有過相當明顯的表現了。
1928年，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發動第二期北伐，奉係軍隊開始大舉回撤。而就在張作霖返回奉天（沈陽）的途中，對張作霖不選擇滿洲獨立，始終堅持問鼎北京心懷不滿的駐東北的日本軍官，組織製造了皇姑屯事件，於6月4日炸死了張作霖。但是，子承父位的張學良並沒有屈服於日本人的這種詭詐手段，經過一係列複雜的過程，最終於年底大膽實行了東北易幟的行動，使東北地區從此真正統一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統轄之下。
東北易幟自然不會根本改變東北處於日本嚴重威脅之下的特殊形勢和地位。直接向日本要求收回中國對南滿鐵路及其沿線地區，和中國對旅順港的各項權益，一時也沒有可能。但是，張學良顯然想要達到這一目的。1929年，藉著南京國民政府推動“革命外交”之機，年輕氣盛的張學良便嚐試著首先從蘇聯在北滿地區所占有的特殊權益著手，來實施其收回東北權益的計劃。
年初，東北當局首先強行收回了中東鐵路電權。蘇聯方麵雖經駐沈陽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償付安置費100多萬元，但沒有做出更激烈的反應。4月，東北當局再就中東鐵路權益問題向蘇聯方麵提出交涉，蘇方再度退讓，將該鐵路原由俄國人擔任的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正處長的職位，讓與中國人擔任。對於這種情況，張學良等顯然產生了不正確的估計。
5月27日，張學良借口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從事共產主義秘密宣傳活動，突然派軍警搜查了該領事館，拘捕了大批人員。其中主要是前來領事館集會的中東鐵路沿線各站及三十六棚地區各工廠職工聯合會，以及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團體和部門的俄方負責人。《沈陽張學良電行政院譚院長外交部王部長電》（1929年5月29日），台北“國史館”國民政府外交部檔，062420/505001-01，1063～1066。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