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一南昌暴動，到9月9日鄂南暴動，到湖南秋收暴動，從11月1日暴動到廣東海陸豐暴動，再到12月11日廣州暴動，中共中央這時在共產國際代表和暴動專家的指導幫助下，發動了一係列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寄希望於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可以綜合各地的暴動發展成一個總的暴動”，一舉奪取全國政權。轟轟烈烈的暴動局麵，就連俄國人自己也誤以為革命成功即將到來了。廣州暴動之際，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官員直接充當了共產黨人的軍事顧問，開著領事館的汽車，插著暴動者的紅旗，到處招搖過市，仿佛革命勝利已經成了定局。參見《晨報》1927年12月13日；《聶榮臻回憶錄》，第82頁；黃平《往事回憶》，第48頁。
結果，廣州暴動隻堅持了兩天時間，就被國民黨軍隊所鎮壓，多名蘇聯外交人員也和成百上千的暴動者一起，被殘酷殺害，甚至一度曝屍廣州街頭。
蘇聯外交人員公開支持共產黨人暴動的做法，使國民黨人痛下決心，公開宣布與蘇聯絕交。隻不過，因為這個時候北京政府仍舊作為中國的中央政府而存在著，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取得各國的承認，這一絕交行動還隻能生效於國民革命軍有效控製的地區。蘇聯與中國的外交關係還沒有完全中斷，它駐北京的使館和駐北方個別城市，如駐哈爾濱的領事館還存在著。
但是，眼見南京國民黨推翻北京政府已指日可待，莫斯科很清楚，其對華政策的失敗已顯而易見。對於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敗，莫斯科一直堅持把責任歸結為陳獨秀右傾投降的結果。然而，撤換了陳獨秀，代之以瞿秋白等人，政策從統戰走向暴動，革命還是連遭重挫。特別是廣州暴動的慘重失敗和蘇聯外交人員的被殺，讓莫斯科的領導人深受刺激，下決心對中共領導層從組織上來一番根本性改造。
1928年初，莫斯科不惜花錢花力，運用各種辦法，通過地下渠道，將他們選中的工人成分占一半以上的所謂中共代表，從中國各地集中到上海和東北邊境地區，然後把他們分批偷渡到蘇聯，再送到莫斯科郊區，在蘇聯的領土上，召開了一次由蘇聯人親自安排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次會議的幾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國人起草或在他們幫助指導下完成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選擇，也全都是嚴格地按照俄國人的意誌行事的。會議不僅撤換了知識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代之以老工人向忠發，而且另組了一個50%以上都是工人黨員的新的中央委員會。
在這次會議上，莫斯科唯一正確意識到的一個策略性問題，就是他們明白地批評了瞿秋白，指出前一階段的暴動政策很大程度表現出了一種“盲動主義”傾向。但是，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地理、人文等情況毫無了解的這些俄國人，還是一樣很難了解中國共產革命正在呈現的一些重要特點，比如，各地發展不平衡，農村武裝割據以及工農紅軍等。他們一方麵反對盲動，一方麵繼續堅持“到了群眾真正起來的時候”，“我們放一個號炮，便可以進行總攻擊。”《國際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1928年6月29日。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工人領袖向忠發的上台，完全沒有可能表現出多少無產階級的遠見卓識，甚至也並不因其工人身份就與莫斯科的代表有良好的互動。恰恰相反，向忠發依舊不能不依靠知識分子出身的李立三等人進行組織宣傳工作。李立三的盲動主義傾向甚至比瞿秋白還要強很多，他不僅力主在全國發動總暴動，而且聲稱中國革命必定引發列強幹涉，蘇聯必須出兵中國東北，以推動世界革命的總決戰。麵對中共中央一意孤行，停止黨、團、工會等一切組織活動，組成全國總行動委員會，必欲組織全國總暴動的情況，共產國際派駐在中國上海的遠東局代表表示了堅決反對的態度，向忠發卻力挺李立三，與遠東局代表大吵大鬧，並且上書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出麵支持。楊奎鬆：《中間地帶的革命》，第214～216頁。
這種情況使莫斯科的領導人極為尷尬，他們雖然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李立三，卻再也不相信中國土生土長的工人幹部了。為了確保莫斯科的指示能夠被最好地執行，他們隻能指定由他們培養出來的中國留蘇學生來充當中共和青年團的最高領導人。他們顯然相信，最有經驗和最正確的隻能是他們自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