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40
·中東路事件與“保衛蘇聯”/43
·蘇聯的翻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46
·蘇聯軍事顧問指導下的軍事失敗/49
中國的蘇維埃革命，開始於1927年，結束於1936年。這是中共與蘇聯在曆史上結合得最為緊密的一段時間，也是中共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重要的曆史契機。
在此之前，中共基本上是依賴於莫斯科的財政援助來開展自己的活動的。莫斯科通過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國際等組織，分別向中共、中共領導下的工會、青年團等，按月提供固定的經費。除此之外，1926年以後還增加了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的對口財政支持。
這種經費支持，隨著中共組織的壯大也不斷增加，1921年一年提供黨的活動經費僅在15萬中國元左右，到1931年每月已超過15萬美元；加上工會、團、農會、濟難會所得到的經費，和因為各種會議、成立各種臨時性組織，特別是為應付各種緊急事件或暴動等，所提供的專項經費，其數目之大，影響到這個時期中共對莫斯科依賴之重，可想而知。不過，在1930年以後，即隨著中共紅軍漸成氣候，蘇區根據地逐漸擴大，中共中央對莫斯科在財政方麵的依賴也在逐漸減少。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1～2期。
到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全部撤出上海，退往江西蘇區，這種財政援助也隨之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在財政上被迫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這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進而會改變中共中央對莫斯科的依賴程度。
新的改變還表現在中共工作重心的轉換上。自國共關係破裂後，中國內憂外患頻頻發生，其中蘇聯公開支持共產黨人舉行的廣州暴動，張學良和南京國民政府主動挑起中東路事件，試圖奪取中東鐵路及其相關權益等，都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中蘇兩國政府關係的高度緊張，直至絕交。莫斯科不顧外交受損堅決支持中共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發動蘇維埃革命，從政治方針一直到具體政策文件的製定，從決定中共領導人到選派代表親臨上海，甚至到蘇區就近幫助工作和指導作戰，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幾乎一包到底。但是，在1930年以前，莫斯科指導下的中共革命幾乎完全是在照搬俄國革命的以奪取中心城市為目標的革命鬥爭策略，在經曆了一係列慘重的失敗之後，莫斯科調整了這一方針，中共革命的重心轉向了農村，並且從群眾暴動轉向了軍事鬥爭。如此一來，俄國人指導的權威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戰。按照俄國模式創立起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讓俄國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終還是沒有能夠抵抗住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土生土長的毛澤東在中共領導人中迅速崛起，或可謂一種必然。
第一節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
隨著南京和武漢的國民黨人相繼與共產黨分裂，俄國人成群結隊地出現在中國的軍隊裏和大街上的奇特情景，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但是，莫斯科顯然沒有放棄把它的人留在中國的努力。是把共產黨人被迫轉入地下，看成俄國1905年革命的失敗，還是看成1917年十月革命前7月發動的暫時失利，這個時候甚至成了共產黨人區別革命和不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斯大林不承認他指導下的中國革命失敗了。他公開宣稱：中國革命的失敗，隻是“類似於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敗”。至多經過比俄國當年7月到10月更長一點的時間，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來。轉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第281頁。
因此，武漢國民黨人剛剛宣布和平“分共”舉措，共產黨人就在加倫的建議下，齊集南昌，於8月1日發動了武裝起義，另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相對抗。共產國際新來的年輕代表，也迅速於8月7日在漢口召集了中共臨時中央緊急會議，確定了武裝暴動的方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