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說道：“想象力可統治整個世界。”
格林·克拉克也說過：“人類所有天賦之中，最像神的就是想象力。”
想象力這種天賦，是人類創造活動的最大源泉，也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毀壞了這種天賦，人類將停滯在野蠻的狀況中。因此，一個人一生的成就，全歸功於他能建設性地、積極性地利用想象力。
統觀全局不礙明察秋毫
“百智之首，知人為上；百謀之尊，知時為先；預知成敗，功業可立。”這是成大事的首要條件。
成大事者既能高瞻遠矚，又能明察秋毫。
“百智之首，知人為上；百謀之尊，知時為先；預知成敗，功業可立。”這是成大事的首要條件。
所謂知人，就是善於了解人，有知人之明。
所謂知時，就是善於洞察世事，能夠掌握做出決斷的條件。
所謂知成敗，就是能夠根據上述兩個方麵，對軍事、政治等各個方麵的發展變化做出預測，並同時為取得最好結果而積極準備。
《孫子兵法》裏有這樣一段著名的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海戰必敗。”這可謂是古往今來戰爭經驗的總結。
“知彼”的情形十分複雜，包括對對方的將帥、士氣、作戰能力、所處形勢等所有方麵的綜合了解。
如果說“知彼”難的話，“知己”就更難，所謂“當局者迷”，人們往往很難對自己做出客觀的了解和評價。如果既能客觀地評價自我又能全麵地了解對手，那麼就會無往而不勝了。
但在“知彼”的諸多方麵中，了解彼方主帥的性格、謀略、為人、心態、誌向等因素恐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首要的。隻要能吃透對手，對他的意圖了然於胸，那主動權也就牢牢在握了。
中國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政治家，他們往往有如神算。實際上，他們也是平凡普通的，隻不過善於根據社會形勢、人事去分析得失成敗以及各種力量的對比發展罷了，所以，高瞻遠矚就成了統治者必不可少的素質。
因此，中國在政治預測方麵的智慧是相當發達的，但具體的世事變化之後，總有一定的發展規律，把握了規律就能有正確的預測。從人在社會中的生存來看，不外乎從社會發展、形勢變遷、人事轉化三個方麵入手。
司馬懿的兒子司馬昭可謂有知人之明，亦有政治家的才幹。他在派大將鍾會和鄧艾伐取蜀國時，做了一番細致獨到的分析，可謂把鍾會和鄧艾緊緊地捏在手心裏，不論二人反與不反，都逃脫不了司馬昭的控製。
當初司馬文王（司馬昭）想派遣鍾會征伐蜀國，下屬邵悌求見文王說：
“臣認為以鍾會的才能不能擔任征伐蜀國的重任，更不可讓他統率十萬軍隊，否則隻怕會有不測，請您再考慮考慮別的人選。”
文王笑著說：“我難道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嗎？蜀國給天下興起災難，使黎民不得安寧，我現在討伐它，勝利如在指掌之中，而眾人都說蜀不可以征伐。”
“人如果猶豫膽怯，智慧和勇氣就會喪失幹淨，智慧和勇氣都沒有了，即使這樣的人勉強去了，估計也打不了什麼勝仗而隻會大敗而歸。”
“隻有鍾會與我的主意相同，現在派鍾會伐蜀國，一定可以滅亡蜀國，滅蜀之後，即使發生了你所顧慮的事情，他又能做什麼呢？凡敗軍之將不可以同他談論勇氣，亡國的大夫不可以與他謀劃保存國家，因為他們心膽都已嚇破了。”
“倘若西蜀被攻破，殘留下來的人都已震驚恐懼，就不足以與他們圖謀起事了；中原的將士各自思鄉心切，就不肯與他同心了，倘若作亂，隻會自取滅族之禍罷了。所以你不必對這件事感到擔憂，隻是不要把我的這些話再告訴別人了。”
等到鍾會稟告鄧艾有反叛的跡象，文王統兵親自西行征討，邵悌又說：
“鍾會所統領的軍隊超過鄧艾五六倍，隻要命令鍾會逮捕鄧艾就可以了，不值得你親自領兵去。”
文王說：“你忘記了前一陣子你說的話嗎？怎麼又說可以不必我親自去呢？雖然如此，我還是應當以信義對待他人，但他人也不應當辜負我，我怎能先對人家產生疑心呢？近些日子中護軍賈充曾向我說：‘是否有些懷疑鍾會？’我回答說：‘如果我派遣你去，難道又可懷疑你嗎？’我一到長安，事情就會自行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