鬆下幸之助正是憑借著“稍微走得快了一點”，大刀闊斧地進行機構調整和技術改革，從而使鬆下電器在新的挑戰前景下得以長足發展。
上世紀50年代，鬆下幸之助第一次訪問美國和西歐時發現：歐美強大的生產主要基於民主的體製和現代的科技，盡管日本在這方麵還相當落後，然而這一趨勢將是曆史的必然。
鬆下幸之助正是把握住了這一超前趨勢，在日本產業界率先進行了民主體製改革。政治上給予產業充分的自主權，建立了合理的勞資體製和勞資關係。經濟上他改革了日本的低工資製，使職工工資超過歐洲，接近美國水平，並建立了必要的職工退休金，使員工的物質利益得到充分滿足。勞動製度上實行每周五天工作日，這在當時的日本還是第一家。
鬆下幸之助認為：這一改革並非為了單純增加一天休息，而是為了進一步促進產品的質量，更好的休息才有更出色的工作效率。隻有這樣，生產才能突飛猛進，效益才能日新月異。
“時勢造英雄”，被改變了的環境就是一種新的時勢、新的發展機遇。無論是地理環境、交際環境，還是職業環境、人文環境，每一次改變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發展空間。
經驗證明，許多創造性的想法是在不經意時就如黎明前的曙光一樣突然產生，使自己的思想煥然一新。不過，開始時如果沒有有意識的思考，創造性的思想也不會自動降臨，這些事實證明了一個結論：為了接受“靈感”或“預感”，一個人必須對這個特殊的問題給予關注，或尋求解答，有極端的興趣。在這個問題上盡力收集所有的資料，並考慮所有可能的行動，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須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遇到問題，要想得到圓滿的解決，就必須盡力想各種方法，焦急、暴躁、憂慮都是無濟於事的，隻會阻礙問題的解決。
大家都知道，愛迪生在找不出問題的答案時，總是躺下來小憩片刻，而非坐立不安。
達爾文告訴我們，當他寫《物種起源》時，努力地思考幾個月也想不出一個問題，其後，總會有一個直覺突然閃進腦際。他說：“我還記得，當我坐馬車在路上走時，突然有一個令人興奮的答案自動跑來找我。”
羅素說：“我發現，如果我要寫比較深刻的題目，最好的方法是努力地加以構思，盡我所能地用幾個小時或幾天來構思，最後再命令自己不去想它，任它在暗地裏自行滋長，幾個月後，當我再想這個題目時，卻發現文章的內容已經全部完成了。以前我沒發現這個辦法，老是因為沒有進展而連續憂愁幾個月。憂愁並不能解決問題，那幾個月的憂愁等於白費。現在我可以將這幾個月用在想其他的問題上了。”
從舊模式到新模式的轉換，意味著用全新的視角、全然不同的新方式來思考原有的問題。要轉換成為新的模式，就要改變以前對工作的看法。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相信休閑是一種值得追求的事，和我們以前所從事的任何工作一樣有價值。純休閑的生活並不一定一點好處都沒有。休閑並不意味著就孤獨地鎖在家裏，在充滿了無聊的電視肥皂劇生活裏虛度。在休閑的國度裏，我們的生活其實可以變得很有意義。
生於春天的鬆鼠沒有經曆過嚴冬，但一入秋，便會匆匆忙忙地囤積果核，準備冬天時食用。小鳥不用教就能築巢，不用教就能飛行。候鳥能飛行數千裏，甚至飛過汪洋大海，它們沒有報紙或電視的氣象報告，也沒有先驅者或探險者的經驗指引，然而它們卻知道寒冬何時來臨，甚至也知道數千裏外溫暖氣候的正確地點。
經過分析後，發現這類動物的“本能”可以成功地幫助它們對抗環境。因此可以簡單地說，動物有“成功的本能”。
可是，我們卻忽略了人類也有成功的本能，而且比動物的更加神奇，更加複雜。
上帝並沒有虐待人類，相反地在很多方麵特別賜福人類。
動物對於目標不能任意加以選擇，它們的目標（自保與繁殖）可說是既定的，它們的成功機能也僅局限於這類既定的目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本能”。相反，人類擁有動物所沒有的東西——創造性的想象力。因此在萬物之中，人類不僅是物，而且是造物者。惟有人類才能利用想象力去導引成功機能。
我們經常認為，隻有詩人、發明家等才具有“創造性的想象力”。其實，做每一件事時，我們的想象力都是具有創造性的。為什麼想象力能推動創造機能呢？曆代偉大的思想家都無法找到答案，但他們皆承認這一事實，而且能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