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離權力太近，離使命太遠。企業有無使命？可以說，企業家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國企業的發展曆史，很多企業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幹一番大事業，但可惜的是，逐漸地或者很快地，企業的使命發生了異化。對一些人來說，錢就成為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則以和權力的關係來衡量成功。“權力崇拜”文化在中國根深蒂固，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血液，企業家更不例外。
盡管表麵上看中國有士農工商的傳統，商人處於社會等級的最底層，但在實際層麵，商人和權力的關係一直很密切，“紅頂商人”層出不窮。商人隻有社會地位，沒有政治地位，但一旦靠近權力，和權力拉上關係，便可狐假虎威，似乎自己也有了權力。再者，商人這樣做也是有經濟理性的，賺錢不容易，通過和權力的關係而得到政策尋租的機會，是最容易賺錢的方式。
第三，離官員太近，離老百姓太遠。經驗地說，官商永遠是一體的，但“官民一體”或者“商民一體”似乎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理想。官商一體主要是因為兩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國企業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員需要什麼的一個群體；而官員也最懂得企業家或者商人需要什麼。官員有潛規則（金錢等）或者政績工程的需求，企業家和商人有政策尋租的需求，兩者經常互相幫忙，或者互為工具，通過合作達到各自的目標。
理論上說，在商業社會，消費者（即老百姓）是上帝，但實際上，消費者是最弱的一方，是最容易被欺騙的一方。這些年來，商界充斥的醜聞（毒奶粉、假疫苗、食品安全、假冒商品等），無一不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盡管中國的消費者越來越成為龐大經濟體的支柱，但仍然沒有實現其消費權的有效機製。
第四，離政治太近，離社會太遠。所有社會，政治和經濟不可絕對分離。企業家需要關心政治，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不會太成功。不過，企業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棄商從政），不能把自己視為政治人物。當然，企業家參與政治則是另外一回事。企業家具有豐富的經驗，尤其在經濟事務方麵，他們的實踐知識對國家的發展至為關鍵，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到國家政治過程之中，把這部分知識貢獻給國家。但是如果企業家的政治參與過程演變成為政策尋租過程，就會離政治過近。離政治過近的危險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政治變化無常，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敵人。
離政治近可以“培育”出企業家，但更可以葬送企業家。實際上，企業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業做好，而要做好企業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即消費者。不過，很可惜，中國的很多企業家離社會實在太遠。在很大程度上，一些企業可以說是“政治企業”，隻對官員負責，而社會則是被忽悠的對象。
第二，離權力太近，離使命太遠。企業有無使命？可以說，企業家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國企業的發展曆史，很多企業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幹一番大事業，但可惜的是，逐漸地或者很快地，企業的使命發生了異化。對一些人來說，錢就成為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則以和權力的關係來衡量成功。“權力崇拜”文化在中國根深蒂固，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血液，企業家更不例外。
盡管表麵上看中國有士農工商的傳統，商人處於社會等級的最底層，但在實際層麵，商人和權力的關係一直很密切，“紅頂商人”層出不窮。商人隻有社會地位，沒有政治地位，但一旦靠近權力，和權力拉上關係，便可狐假虎威，似乎自己也有了權力。再者，商人這樣做也是有經濟理性的，賺錢不容易，通過和權力的關係而得到政策尋租的機會，是最容易賺錢的方式。
第三，離官員太近，離老百姓太遠。經驗地說，官商永遠是一體的，但“官民一體”或者“商民一體”似乎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理想。官商一體主要是因為兩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國企業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員需要什麼的一個群體；而官員也最懂得企業家或者商人需要什麼。官員有潛規則（金錢等）或者政績工程的需求，企業家和商人有政策尋租的需求，兩者經常互相幫忙，或者互為工具，通過合作達到各自的目標。
理論上說，在商業社會，消費者（即老百姓）是上帝，但實際上，消費者是最弱的一方，是最容易被欺騙的一方。這些年來，商界充斥的醜聞（毒奶粉、假疫苗、食品安全、假冒商品等），無一不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盡管中國的消費者越來越成為龐大經濟體的支柱，但仍然沒有實現其消費權的有效機製。
第四，離政治太近，離社會太遠。所有社會，政治和經濟不可絕對分離。企業家需要關心政治，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不會太成功。不過，企業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棄商從政），不能把自己視為政治人物。當然，企業家參與政治則是另外一回事。企業家具有豐富的經驗，尤其在經濟事務方麵，他們的實踐知識對國家的發展至為關鍵，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到國家政治過程之中，把這部分知識貢獻給國家。但是如果企業家的政治參與過程演變成為政策尋租過程，就會離政治過近。離政治過近的危險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政治變化無常，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