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一些極左思潮抬頭，使得財富更感不安全。無論是投資者還是上層中產，隻要有機會，就拚命往海外跑。李嘉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且像李嘉誠那樣的商人絕非少數。
第二，缺少社會公平。極左思潮抬頭是有其經濟根源的，那就是社會公平的缺失，例如收入差距過大，社會過於分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引入的可以說是原始市場機製，需要政府確立的社會保護機製不足，甚至沒有到位。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創造的大量財富流向極少數人，而大部分人沒有獲得應當得到的財富，少部分人甚至成為犧牲品。
盡管這種情況並非中國所獨有，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但中國的思想淵源更為深厚，加上貧窮人口很多，資本和財富對“均貧富”和“劫富濟貧”的傳統實踐產生恐懼心理。
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扶貧運動，也不能說不重視社會政策建設，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不公平的情況。隻要這種情況繼續，社會的激進思想就不會消失。而激進思潮的存在對財富是一種威脅，世界各國都是如此。
第三，公權力沒有限製或不作為。法治不健全就決定了公權力沒有限製。在公權力麵前，更多的財富也無濟於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總體上親商，但這種親商往往以腐敗為前提，即官員和商人的關係表現為“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拿了你的，就得為你辦事”。
官員對商人往往是一種掠奪關係，前者經常直接向後者要錢。在很多地方，政商關係一直沒有走出傳統的“一朝官員一朝商”的惡性循環，領導人一變動會導致一大批商人“死亡”。除了權力對財富的掠奪，公權力的不作為也影響財富的創造和安全。
在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財富需要尋求政治權力的保護，但一旦掌權者失去提供保護的動機，財富很快就會感到不安全。例如在反腐敗的高壓下，一些官員的態度變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為什麼要為你辦事”。再者，反腐敗鬥爭以來，幾乎每一個腐敗官員都可以牽出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帶著其財富出走海外。
第四，沒有有效的監管。這也是政府失責的結果。至少有兩個結果：首先，沒有有效的監管，市場經濟盛行“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金融業和互聯網企業大肆收購實體企業，導致金融、互聯網、房地產業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失衡。也就是說，實體經濟所創造的財富被不當收購。其次，政府為了鼓勵發展新興產業，往往簡單地通過不監管的辦法任其發展。這種無政府狀態下的發展最終必然出現大問題。一旦出了大問題，政府又簡單地采用粗暴的方法，用行政力量關停企業、“抓人”等來整治它們，造成財富的大浪費。
第五，財富本身失去方向。資本的本質是自我積累和擴張。在中國，這種簡單的積累和擴張並不可行。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產生不正當的政商關係，因為政府不放心企業財富的“政治化”，企業需要政府的支持進行再擴張。
在西方，企業可以向慈善發展。中國的慈善文化還沒有發展起來。慈善的不發達不僅僅是企業家層麵的問題，更是政府層麵的問題，例如有關慈善的稅收體製不完善。實際上，即使財富進入了慈善領域，政府也有很多理由不放心。
多管道留住財富
如何留住財富呢？明白了上述財富流失的根源，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麵來看。
第一，加緊建設法製與法治。這是根本，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法治經濟。市場與法治的關係人們已經討論很多，這裏不多說了。
第二，追求公正社會。不僅要加緊社會政策建設，而且要盡快推行房地產稅、遺產稅等有利於社會公平的政策。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既不安全，法治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
第三，建立新型政商關係。原來腐敗的政商關係不可行，現在已經提出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係。
第四，建立有效的監管製度。政府放任企業在無政府狀態中發展並不是親商，因為最終當企業出現了問題，有關部門必將粗暴地對待，甚至加害企業。財富的創造和積累需要有效的監管。
第五，通過實行“基金製度”等方法來解決“富不過三代”的問題。引入基金製度等可以實現財富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讓專業人員管理財富，避免財富處於純“消費”狀態。發達國家在這方麵已積累了很豐富的經驗，不難引入。
一個窮人占多數的社會永遠是不穩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產者有恒心”。“恒產者”即中產者。無論是窮人的減少，還是中產階層的壯大，都關乎財富。沒有有效的財富保護機製和沒有有效的財富創造機製，一樣很難保證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說進入高收入社會了。在找到創造財富的機製後，人們更需要找到有效的財富保護機製。實際上，隻有同時擁有兩者，一個國家的經濟才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