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富向海外流出。財富流向海外的現象已經持續了很多年，至今沒有減緩的跡象。在政府控製外彙的時候收斂一下，一旦控製放鬆就會恢複常態。無論是對外投資、購置不動產，還是存入外國銀行或其他形態，歸根結底，財富離開中國而長駐海外。
第二，財富到處流轉和折騰。財富在海內外倒來倒去，換一個名稱，內資變外資。很多中國企業一旦做大，就到海外注冊成為海外企業，但實際上海外也沒有多少賺錢的機會，就再到中國投資賺錢。這種身份轉換盡管可能並沒有轉換主人，但財富已經不屬於中國。
第三，財富的浪費。財富的浪費是驚人的。很多企業因為種種原因到海外投資，但海外並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資環境，造成損失，甚至是完全的失敗。這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其中，國企在海外的虧損尤其引人注目。國企“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往往低估了當地社會的政治經濟風險，甚至光考慮政治需要，而忽視了經濟要素。
國企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委內瑞拉、斯裏蘭卡、緬甸等國的大額投資，往往因為政治或經濟形勢的變化而嚴重虧損。
國內的一些國企也一直在消耗著大量的國家財富。很多國企尤其是地方國企，盡管有大量的虧損，但沒有倒閉。無論是用財政方法，還是用金融方法來彌補虧損，都是在消耗財富，因為政府的錢不管用什麼方式獲取，最終都是來自老百姓。
第四，各種類型的腐敗。正如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鬥爭所揭示的，中國腐敗的深度、廣度和額度都令人觸目驚心。腐敗不僅幹擾正常的經濟生活，影響財富的創造，更造成財富的巨大浪費。就官員來說，因腐敗而得來的“財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費，也不敢存入銀行，往往是東藏西藏。
財富需要有效的法治保障
如何理解中國的財富行為呢？這裏的因素也很多，但如下幾個方麵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沒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財富缺少安全感。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建設法製和法治方麵努力不少，但建立和建設一個完善的法治體係需要很長時間。再者，即使執政黨在理論上一直強調法治，但落實到具體執行時，一些黨政官員缺乏法治觀念，對財富（財富的擁有者）“亂作為”。
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一些極左思潮抬頭，使得財富更感不安全。無論是投資者還是上層中產，隻要有機會，就拚命往海外跑。李嘉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且像李嘉誠那樣的商人絕非少數。
第二，缺少社會公平。極左思潮抬頭是有其經濟根源的，那就是社會公平的缺失，例如收入差距過大，社會過於分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引入的可以說是原始市場機製，需要政府確立的社會保護機製不足，甚至沒有到位。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創造的大量財富流向極少數人，而大部分人沒有獲得應當得到的財富，少部分人甚至成為犧牲品。
第一，財富向海外流出。財富流向海外的現象已經持續了很多年，至今沒有減緩的跡象。在政府控製外彙的時候收斂一下，一旦控製放鬆就會恢複常態。無論是對外投資、購置不動產，還是存入外國銀行或其他形態，歸根結底，財富離開中國而長駐海外。
第二，財富到處流轉和折騰。財富在海內外倒來倒去，換一個名稱，內資變外資。很多中國企業一旦做大，就到海外注冊成為海外企業，但實際上海外也沒有多少賺錢的機會，就再到中國投資賺錢。這種身份轉換盡管可能並沒有轉換主人，但財富已經不屬於中國。
第三，財富的浪費。財富的浪費是驚人的。很多企業因為種種原因到海外投資，但海外並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資環境，造成損失，甚至是完全的失敗。這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其中，國企在海外的虧損尤其引人注目。國企“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往往低估了當地社會的政治經濟風險，甚至光考慮政治需要，而忽視了經濟要素。
國企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委內瑞拉、斯裏蘭卡、緬甸等國的大額投資，往往因為政治或經濟形勢的變化而嚴重虧損。
國內的一些國企也一直在消耗著大量的國家財富。很多國企尤其是地方國企，盡管有大量的虧損，但沒有倒閉。無論是用財政方法，還是用金融方法來彌補虧損，都是在消耗財富，因為政府的錢不管用什麼方式獲取，最終都是來自老百姓。
第四，各種類型的腐敗。正如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鬥爭所揭示的，中國腐敗的深度、廣度和額度都令人觸目驚心。腐敗不僅幹擾正常的經濟生活，影響財富的創造，更造成財富的巨大浪費。就官員來說，因腐敗而得來的“財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費，也不敢存入銀行，往往是東藏西藏。
財富需要有效的法治保障
如何理解中國的財富行為呢？這裏的因素也很多，但如下幾個方麵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沒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財富缺少安全感。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建設法製和法治方麵努力不少，但建立和建設一個完善的法治體係需要很長時間。再者，即使執政黨在理論上一直強調法治，但落實到具體執行時，一些黨政官員缺乏法治觀念，對財富（財富的擁有者）“亂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