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重要的是，大城市所具有的優質資源，使得城市聚集的既得利益者的規模越來越大，勢力也越來越強，這更使得改革變得越來越困難。例如，討論多年的房地產稅遲遲不能成為現實，隻是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是多麼強大這樣一個現實。更多的既得利益者需要更多的優質資源，也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資源，因為既得利益者是中國社會最有權勢的群體。
事實上也如此。這些年來，國家的優質資源源源不斷地流向大城市，而很多二、三線城市則得不到應當有的資源，更不用說鄉鎮了。大城市越來越富，中小城市越來越窮，城市間的差異，便是利益在不同社會階層的差異的反映。
如果這個邏輯不改變，那麼結果必然是整個國家的發展會變成幾個大城市的發展，即圍繞著北、上、廣、深幾個大城市。實際上，這也正是有關部門、專家學者所設計的發展模式，即大城市群模式。如前麵所說，盡管大城市已經過大，但仍在擴張。城市的擴張已經變得不可控製，而擴張的最後結果便會是“大爆炸”。
今天，中國已經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小城市包圍大城市的局麵，並且越往城市中心越富裕，越往城市邊緣越貧窮。隨著經濟的下行，人們（尤其是高校畢業生）的工資不見增長，但房價越來越高。即使有一天，這些人會因為城市高昂的成本，而被迫移向二、三線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但因為二、三線城市優質資源的缺乏，就業不足等因素，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便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畢竟，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人們已經實現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權利，也產生了權利的概念；一旦在現實中，這些群體實現不了自己基本的權利，他們便會轉向政治。這個趨勢發生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無論是發達的西方，還是仍然處於發展過程中的非西方國家。
房地產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嚴重失衡
中央政府已經注意到了房地產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嚴重失衡，現在正努力改變這種失衡。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樣，房地產問題並非房地產本身所引起的，而是中國的城鎮化模式所致。因此，通過管控房地產（例如限購）已經不足以實現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平衡，更不足以促成社會均衡的進步。現在解決問題的思路仍然是房地產本身，而沒有把房地產置於城鎮化模式中來考量，因此所出台的舉措遠遠不夠。要改變房地產的嚴峻形勢，必須做一些大的改革舉措。有幾個改革舉措可以考量。
第一，實現“新三線計劃”，把優質資源分散到二、三線城市。大城市集中了過多的優質資源，不僅已經造成了巨大的浪費，而且使得改革不可能。政府先行，要把一些政府機構搬到二、三線城市。這方麵，中國可以利用“官本位”的傳統，政府機構走到哪裏，優質資源就會跟隨到哪裏。
一些大型國有企業也可以搬離大城市，走向二、三線城市。優質的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機構可以在二、三線城市設置分支機構，總部留在城市以減少阻力，但總部定期派優質專業人才去二、三線城市工作，就如同政府內部的幹部交流製度那樣。
第二，實現“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二、三線的很多城市麵臨著嚴峻的房地產泡沫，而越來越多的大城市年輕人沒有居所。為什麼不可以實現“居者有其屋”呢？在優質資源逐漸流向二、三線城市的同時，通過“居者有其屋”政策鼓勵和吸引年輕人到那裏就業、創業。這樣，既可以避免因大量的人才留在大城市造成的浪費，也可以促進二、三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二、三線城市社會政策的改進。隨著優質資源分散到二、三線城市，那裏的社會政策也可以跟進。例如，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可以在二、三線城市建設更多的醫院、養老院等。各類學校、體育設施、文化娛樂設施等也可以跟進建設。
第四，加快小城鎮建設和農村的現代化。要考慮到，即使中國的城鎮化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即70%的水平，也仍然會有5億多人口生活在農村。要避免這個龐大的群體“包圍”城市，對城市構成不可承受的壓力，那麼就不可以忽視農村建設。
而且，因為教育的擴張和農民工這個特殊階層的形成，今天的農民已經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農民，而是具有和城市居民同樣權利觀念的新農民。如果忽視了這個群體的權利觀，那麼將會犯巨大的錯誤。因此，小城鎮建設和農村的現代化非常必要，這個過程既可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可以為政治和社會的穩定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