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這些社會領域裏實現的基本上就是在西方稱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很多其他領域，例如經濟領域的國有企業部門和政治領域的官員特權部門（反映在住房、醫療甚至教育的“特供係統”上），新自由主義則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無法進入。這造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局麵，即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或者市場化不足，而不該市場化的則市場化了，或者過度市場化。
到今天，中國已經經曆了三波主要的社會領域產業化或者市場化。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了醫療的產業化；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了教育的產業化；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開始了住房的產業化。並且，一旦產業化，馬上就造成了這些領域的“暴富”現象。“暴富”很容易理解，因為這些是人人都需要的領域。同時也容易理解，隨“暴富”而來的則是社會的“抱怨”。這麼多年來的經驗表明，這些領域越賺錢，社會的抱怨聲就越大，因為這些領域越賺錢，表明這些領域的破壞程度也就越大。
具體就住房來說，改革開放之前在城市是計劃經濟，城市住房實行單位（國家）分配製度。這在這個領域造成了“短缺經濟”現象，因為在計劃經濟下，國家沒有經濟動機投資這個領域，投資隻是根據政治的需要。改革開放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一塊也沒有大動作；盡管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改革開放早的地方，開始探索新的住房政策，但在國家層麵基本上維持原來的製度。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房地產開始全麵產業化，因為決策者希望通過房地產的發展，來刺激經濟的發展和抵禦金融危機。
當時國家意在規避金融危機風險的“四萬億”，大多流向了最容易“暴富”的房地產。之前，房地產基本上還是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民營領域，但“四萬億”導致了很多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進入房地產領域。無論是民企、國企還是地方政府，在房地產領域“以錢為本”，造成了今天的局麵。盡管政府多年盡心盡力地整治房地產，但收效甚微。這也很容易理解，在房地產領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三大既得利益者，沒有一屆政府有能力同時應對這三大既得利益者。
回到兩“市”之間的關係，一句話，它們之間已經進入了難以逃脫的“惡性循環”。兩“市”關聯性極高，幾乎為一體。房市好（價格高），資金流向房市，股市肯定不好；股市不好，資金流向房市，房市肯定難以控製和治理；房市治理不好，其泡沫就越大，而泡沫越大，經濟風險就越高；經濟風險越大，決策者就越沒有動機去治理，因為誰也不想在自己任內房市泡沫破裂，決策者所做的隻是盡力推遲泡沫破裂。這些從經驗上很容易觀察到，如何逃脫這個惡性循環呢？
這裏麵反映出個體（家庭和企業）和社會國家整體利益在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就個體而言，入房市而避股市表現為理性。進入房市原因很多，但如下三個原因極其重要，影響人們的決策。第一，巨額利潤。多年來，房地產是最賺錢、最容易賺錢、賺快錢的領域，甚至出現實體經濟領域辛辛苦苦數十載，還不如倒賣一兩套房子的情況。第二，城鎮化大潮下的“剛性需求”。大量人口進入城市，需要住房。尤其是堆砌了大量優質資源的一線城市，因為就業、就學、醫療機會等因素，沒有任何有效的辦法阻止人口的進入。第三，對未來的“投資”，上述兩個因素也促成人們把對未來的預期放在房市，而非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