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房地產收效甚微
再說房市。在任何國家，醫療、教育和住房製度是社會製度的支柱，對一個社會的穩定至為關鍵。因為人人都需要看醫生、接受教育和居住，這三個領域的進步也被視為國家乃至人類進步的標誌。但進步來之不易，很多西方國家在這些方麵是有沉痛教訓的。早期這三個領域也被高度市場化，社會主義運動之後，這三個領域不再被視為典型的經濟領域，而是社會領域；即使具有經濟性，也是具有高度社會性的經濟領域。
正因為如此，在這些領域，政府往往投入巨大，承擔著很大的責任。西方民主從早期的少數人民主轉型到“一人一票”民主，對這三個領域的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需要選票，政治人物具有巨大的動力在這些領域花錢。在西方之後，東亞經濟體（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在這方麵接受了西方的教訓，政府主動在這些方麵做社會建設，避免了歐洲式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即使那些曾經淪為西方殖民地，到今天為止經濟發展仍然落後的經濟體，在這些方麵也不敢過於市場化。在這些國家，因為經濟不發展，政府也難有作為，但政府在這些領域的（理論上）責任仍然存在。
相比之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這些社會領域裏實現的基本上就是在西方稱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很多其他領域，例如經濟領域的國有企業部門和政治領域的官員特權部門（反映在住房、醫療甚至教育的“特供係統”上），新自由主義則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無法進入。這造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局麵，即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或者市場化不足，而不該市場化的則市場化了，或者過度市場化。
到今天，中國已經經曆了三波主要的社會領域產業化或者市場化。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了醫療的產業化；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了教育的產業化；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開始了住房的產業化。並且，一旦產業化，馬上就造成了這些領域的“暴富”現象。“暴富”很容易理解，因為這些是人人都需要的領域。同時也容易理解，隨“暴富”而來的則是社會的“抱怨”。這麼多年來的經驗表明，這些領域越賺錢，社會的抱怨聲就越大，因為這些領域越賺錢，表明這些領域的破壞程度也就越大。
具體就住房來說，改革開放之前在城市是計劃經濟，城市住房實行單位（國家）分配製度。這在這個領域造成了“短缺經濟”現象，因為在計劃經濟下，國家沒有經濟動機投資這個領域，投資隻是根據政治的需要。改革開放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一塊也沒有大動作；盡管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改革開放早的地方，開始探索新的住房政策，但在國家層麵基本上維持原來的製度。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房地產開始全麵產業化，因為決策者希望通過房地產的發展，來刺激經濟的發展和抵禦金融危機。
整治房地產收效甚微
再說房市。在任何國家，醫療、教育和住房製度是社會製度的支柱，對一個社會的穩定至為關鍵。因為人人都需要看醫生、接受教育和居住，這三個領域的進步也被視為國家乃至人類進步的標誌。但進步來之不易，很多西方國家在這些方麵是有沉痛教訓的。早期這三個領域也被高度市場化，社會主義運動之後，這三個領域不再被視為典型的經濟領域，而是社會領域；即使具有經濟性，也是具有高度社會性的經濟領域。
正因為如此，在這些領域，政府往往投入巨大，承擔著很大的責任。西方民主從早期的少數人民主轉型到“一人一票”民主，對這三個領域的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需要選票，政治人物具有巨大的動力在這些領域花錢。在西方之後，東亞經濟體（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在這方麵接受了西方的教訓，政府主動在這些方麵做社會建設，避免了歐洲式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即使那些曾經淪為西方殖民地，到今天為止經濟發展仍然落後的經濟體，在這些方麵也不敢過於市場化。在這些國家，因為經濟不發展，政府也難有作為，但政府在這些領域的（理論上）責任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