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言論左右營商環境
主觀方麵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意向的變化導致了營商環境的變化，主要表現在政治方麵。近年來，在社會層麵，一些領域的意識形態回歸，極左言論不斷出現，甚至前段出現“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了曆史使命”的論調。這種極端的言論無論是對內部民營經濟，還是對外資都產生極其負麵的影響。
盡管中國在法治方麵也努力不少，但製度化程度仍然較低，意識形態的變化一直被視為國家政策的風向標。曆史地看，極左言論會對企業界產生致命影響，這次也一樣。直到最高領導層多次出來表態支持民營企業，才減緩了企業界的擔憂。再者，近年來，黨建成為執政黨的一個重要議程，如何在各方麵加強黨的領導是各級領導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不過，發展仍然是硬道理。從短期來說，如果不能保證較長期的中速增長，中國仍然麵臨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中產階層的擴大仍然需要經濟增長，而大規模的扶貧更需要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來支撐。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對實現今後“兩步”的重要性，即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2050年實現強國。
怎麼辦？經濟既然受內外部因素的影響，改革也就必須意在改善內外部營商環境。實際上，改善營商環境也是2019年兩會的重點。就內部改革而言，主要聚焦於大規模的減稅。很顯然，減稅很重要，賦稅如果太重，就會影響企業運作和企業家的積極性。同時，很多地方也在改變前段反腐敗鬥爭中趨於緊張的政商關係，一些地方容許和鼓勵官員和企業家“交朋友”了。
不過，經驗地看，這些方麵的舉措可能會產生一些短期效應，但不能解決長期問題。賦稅不能為零，並且減稅之後，政府仍然需要收入。盡管可以大力提倡“節省開支過苦日子”，但這畢竟是一種說法。如果沒有大規模的“精兵簡政”，縮小政府規模，政府開支很難減少。隨著新一波機構改革，政府規模反而有再次擴張的壓力。
政府收入從哪裏來？無非是三大來源，即土地和房地產（尤其是地方政府）、政府債務、發行貨幣。不過，在很大程度上，這三方麵的資源已經使用過度，空間有限。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收入已經高度不平等、社會嚴重分化，國家需要通過稅收政策來調節收入分配；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會趨向高稅收方向發展。這是社會穩定和發展所需；沒有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就會缺失基礎。
從世界經濟曆史經驗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至關重要的是保護企業家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這兩方麵比什麼都重要。企業家的私有財產也是國家總體財富的一部分，需要被有效保護。如果不安全，私有財產就會隨同其主人（企業家）“逃亡”。針對減稅，一些企業家說：“感謝給我這個賺錢的機會，但我賺的錢的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在財富隨時歸零的情況下，所有其他方麵的經濟刺激舉措都會顯得蒼白無力。
政治言論左右營商環境
主觀方麵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意向的變化導致了營商環境的變化，主要表現在政治方麵。近年來，在社會層麵，一些領域的意識形態回歸，極左言論不斷出現，甚至前段出現“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了曆史使命”的論調。這種極端的言論無論是對內部民營經濟，還是對外資都產生極其負麵的影響。
盡管中國在法治方麵也努力不少，但製度化程度仍然較低，意識形態的變化一直被視為國家政策的風向標。曆史地看，極左言論會對企業界產生致命影響，這次也一樣。直到最高領導層多次出來表態支持民營企業，才減緩了企業界的擔憂。再者，近年來，黨建成為執政黨的一個重要議程，如何在各方麵加強黨的領導是各級領導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不過，發展仍然是硬道理。從短期來說，如果不能保證較長期的中速增長，中國仍然麵臨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中產階層的擴大仍然需要經濟增長，而大規模的扶貧更需要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來支撐。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對實現今後“兩步”的重要性，即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2050年實現強國。
怎麼辦？經濟既然受內外部因素的影響，改革也就必須意在改善內外部營商環境。實際上，改善營商環境也是2019年兩會的重點。就內部改革而言，主要聚焦於大規模的減稅。很顯然，減稅很重要，賦稅如果太重，就會影響企業運作和企業家的積極性。同時，很多地方也在改變前段反腐敗鬥爭中趨於緊張的政商關係，一些地方容許和鼓勵官員和企業家“交朋友”了。
不過，經驗地看，這些方麵的舉措可能會產生一些短期效應，但不能解決長期問題。賦稅不能為零，並且減稅之後，政府仍然需要收入。盡管可以大力提倡“節省開支過苦日子”，但這畢竟是一種說法。如果沒有大規模的“精兵簡政”，縮小政府規模，政府開支很難減少。隨著新一波機構改革，政府規模反而有再次擴張的壓力。
政府收入從哪裏來？無非是三大來源，即土地和房地產（尤其是地方政府）、政府債務、發行貨幣。不過，在很大程度上，這三方麵的資源已經使用過度，空間有限。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收入已經高度不平等、社會嚴重分化，國家需要通過稅收政策來調節收入分配；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會趨向高稅收方向發展。這是社會穩定和發展所需；沒有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就會缺失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