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經濟曆史經驗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至關重要的是保護企業家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這兩方麵比什麼都重要。企業家的私有財產也是國家總體財富的一部分，需要被有效保護。如果不安全，私有財產就會隨同其主人（企業家）“逃亡”。針對減稅，一些企業家說：“感謝給我這個賺錢的機會，但我賺的錢的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在財富隨時歸零的情況下，所有其他方麵的經濟刺激舉措都會顯得蒼白無力。
尋求更高的內部開放
實際上，中國企業家及其財富的流失一直過於嚴重，以往這個問題被有意或者無意地忽視了。在東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體（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在經濟起飛之後的二三十年裏，中產階層達到70%左右。但中國的情況很不一樣，以往40年間，中國的經濟增長甚至超過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中產階層規模仍然很小，不足30%。財富去了哪裏呢？這筆賬需要算一下。不管如何，企業家及其財富的“出走”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生命安全”也應當包括政府官員和國企官員的生命安全。反腐敗需要建設製度，而不能僅僅依靠官員個人的道德水平和黨紀。很多官員的腐敗是不健全的製度所致，而非單純的人性所致。
規製型政府建設需要加速和加強。就政商關係而言，沒有建立起政府和企業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而一直處於企業家和官員之間的個人關係層麵。經過這一輪反腐敗，現在兩者都害怕和對方發生關係，因為一旦發生關係，監察部門隨時都會找上門來。也就是說，兩者的關係仍然沒有轉型，依然是官員和企業家之間的個人關係。隻要是個人關係，就很容易腐敗。從兩個個體之間的關係，轉型成為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是有可能的，至少從新加坡等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出。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這一點誰都明白了，但仍然沒有體現在實踐層麵。各級領導仍然繼續頻繁使用政治和政策手段（例如各級領導的講話和政策表態）。在實踐層麵，政治和政策手段的效用越來越低，並且這些都是臨時應付的手段，不是可持續發展之舉。近代西方資本主義開始之後，強調生命權和財產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並非毫無道理。至少從經濟發展的邏輯來說，這兩種權利為企業家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不過，應當強調的是，保護企業家的生命權和財產權並不是說，資本可以為所欲為。在西方，社會主義運動導致了方方麵麵的社會政策的確立，用來有效保護社會，實現資本和社會之間的平衡。中國也可以從西方和亞洲其他經濟體發展的經曆中學到很多經驗教訓。
對外來說，人們不應當誤解目前西方國家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西方資本不會把自己孤立起來，無論什麼情況，資本擴張的本質不會改變。整個西方現在屬於製度調整和重建的階段，之後的再出發就是尋找新的開放和擴張政策。可以說，今後的競爭不是看誰封閉，而是看誰更開放，是對開放的競爭。
對中國來說，不開放導致“挨打”和失敗，這是大曆史的教訓。所以，中國不會走回頭路。近年來，即使西方盛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也一直繼續堅持開放政策。從世界經濟論壇到博鼇亞洲論壇，習近平多次強調開放對於中國本身和世界的重要性。政策話語也表現在政策層麵，包括十八大之後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十九大之後的自由貿易港試驗區，和近來的粵港澳大灣區。除了在國際層麵積極參與多邊主義貿易體係，這些試驗都聚焦於內部的開放。
內部開放具有單邊開放性質，意在通過自己的努力，尋求更高的開放度。在這方麵，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是在“一國兩製”的環境下進行，大灣區可以從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全麵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多邊貿易體製學習，先向港澳實行單邊開放，再逐步擴大範圍。
近來兩會出台的《外商投資法》盡管實施細節還有待製訂，但也顯露出新一輪和國際接軌的趨勢。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具有強大能力吸收消化單邊開放所帶來的成本。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的“請進來”和90年代“接軌”，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單邊開放的含義。更大規模的單邊開放政策，既有利於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有利於區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
也就是說，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和改革不僅僅是內部意義上的，而且也是國際層麵上的。這是新版本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