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追求效率，就是要促成貧困者盡快脫貧。在執行過程中，有的扶貧者對那些真正需要幫助但很難脫離貧困的家庭或者個人並不感興趣，而隻對那些很快就可以脫離貧困，甚至並不是那麼貧困的家庭和個人感興趣。
第四，扶貧煩瑣的手續。一般情況下，在中國社會，貧困並非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但界定貧困則有做不完的手續。因為得到的好處並不多，即使是貧困戶對此也不那麼感興趣。在基層，許多老百姓相信，真正大的利益不會通過這種正常方式來分配。
所有這些因素無疑會影響社會公平的實現。此外，精準扶貧也產生著新的問題。因為精準扶貧基本上是一種財富再分配，就存在著一個分配給誰的問題。因為是通過分配方式進行，經常會導致村民“階級”的再分化，產生新類型的社會“不公平”，表現在不同宗族之間、家族之間、村民群體之間。
一旦涉及利益分配，這些傳統的因素和新產生的因素就會卷進來。這樣很容易產生新的“認同”政治。在很多地方，社會對基層官員的信任度本來就不高，精準扶貧是一種新的政治，搞不好會造成新的隔離和新的對立。
這種情況在少數民族地區更會造成新的民族對立。新疆、雲南、四川等少數民族聚集的地方，精準扶貧很難逃避民族矛盾。實際上，對民族幹部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不難理解，這些幹部必須麵臨“照顧哪一個民族”的問題。即使民族幹部在分配扶貧資源上不偏不倚，做到盡量公正，不同民族成員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民族成員會問，為什麼別的民族得到的多而我們民族得到的少？他們總是相信民族幹部把大量的好處分給了幹部自己所屬的民族，而自己受到“歧視”。實際上，這種看法在基層很普遍。因為幹群關係的緊張和互不信任，很多人都會認為，隻要和“上麵”（指政府和政府官員）有關係，就會得到好處，否則就沒有。
也必須注意到的是，精準扶貧很難覆蓋到另外一個龐大的群體，即農民工。中國農民工的數量，比較有共識的估計是2.7億。這個群體也很難說都是貧困人口，實際上他們因為外出務工，經濟情況比留在農村的人口會好一些，因為有能力的人才出去打工。不過，也不能否認他們之中很多人已經淪落為城市新貧困人口。因為他們生活在城市，在農村推行的精準扶貧不會考慮到他們；同時，他們也沒有城市戶口，在城市推行的精準扶貧也不會考慮到他們。
今天，第一代農民工逐漸老去，在城市裏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農民工，他們在城市出生、長大和生活，沒有農村生活經驗，沒有回到農村的意願；即使回去了也做不了農活。也就是說，不管怎樣，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將長期生活在城市，而沒有城市戶口。在很大程度上，這個群體甚至較之農村的貧困人口和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人口更為重要。一旦他們淪落為城市貧困人口，他們很有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扶貧追求效率，就是要促成貧困者盡快脫貧。在執行過程中，有的扶貧者對那些真正需要幫助但很難脫離貧困的家庭或者個人並不感興趣，而隻對那些很快就可以脫離貧困，甚至並不是那麼貧困的家庭和個人感興趣。
第四，扶貧煩瑣的手續。一般情況下，在中國社會，貧困並非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但界定貧困則有做不完的手續。因為得到的好處並不多，即使是貧困戶對此也不那麼感興趣。在基層，許多老百姓相信，真正大的利益不會通過這種正常方式來分配。
所有這些因素無疑會影響社會公平的實現。此外，精準扶貧也產生著新的問題。因為精準扶貧基本上是一種財富再分配，就存在著一個分配給誰的問題。因為是通過分配方式進行，經常會導致村民“階級”的再分化，產生新類型的社會“不公平”，表現在不同宗族之間、家族之間、村民群體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