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他們在一個地方繼續工作，他們的確也有做好的可能。因為是短期，一些幹部就變得好大喜功，不講市場規律，一會兒叫農民種植這種經濟作物，一會兒叫農民種植那種經濟作物，造成了農民和國家雙方的損失。因為不講市場規律，所生產的產品往往賣不出去。由幹部推動的農業生產項目全國到處開花，但並沒有很多比較成功的例子，更多的例子是失敗的。
扶貧的可持續性
對任何國家來說，扶貧都是永恒的事業，因此扶貧的可持續性非常關鍵。在基層，一些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擔心，這樣大規模的扶貧，盡管可以出現正麵的短期效應，但在資源耗盡之後又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如果沒有充足的資源來繼續扶貧，返貧情況會變得很嚴重。這種情況在全世界各國扶貧曆史上都發生過。也同樣需要注意的是，扶貧引發的基層政治有可能導致基層政權的進一步弱化。
可以預見，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隨著“拍蒼蠅”運動即基層反腐敗鬥爭的推進，基層扶貧幹部會麵臨更大的壓力。如果基層反腐敗也是通過基層幹部之間互相揭發和告發，或者號召民眾來揭發和告發，基層幹部之間的互相怨恨和民眾對基層幹部的怨恨，也必然會借這次機會爆發出來。
精準扶貧需要很多條件，如果可以順利實施，也會是扶貧曆史上的一個奇跡。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新加坡的扶貧以選區為單位，選區議員的一項任務是找出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窮人）。新加坡沒有實行西方那樣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福利製度，因為從西方的經驗看，普遍性的福利製度往往導致濫用。但新加坡成功故事背後是有很多條件的，其中幾個條件非常重要。
第一，基本的社會福利政策的到位，包括住房、醫療和教育。在新加坡，80%以上的公民居住在政府組屋。第二，健全的財務製度，政府知曉每家每戶的經濟狀況。第三，透明的製度，在每一個選區內大家都互相了解。第四，不腐敗的官員隊伍。
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其城市國家的性質所致。相比之下，中國至少到現在為止，所有這些製度盡管在發展，但仍然處於早期階段。不過，隨著技術條件的改進，中國也可以完善這些製度，隻是需要很長時間。
實際上，中國也需要在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扶貧經驗基礎之上，考慮其他更符合國情的方法。扶貧需要考量到很多的大發展趨勢，包括政府責任、社會流動、基本人權的實現等。簡單地說，政府有責任促成所有其管轄下的居民（無論是流動人口還是固定人口）基本公民權的實現。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可能需要實行更具普惠性質的社會政策。這就需要提高政府社會政策的統籌級別。到現在為止，中國的統籌隻是市一級，連省一級統籌都還沒有實現，更不用說國家一級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隻有“市民”，而沒有“公民”。發達國家甚至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基本社會政策都是國家統籌的。中國的國家統籌不是不能實現，而是一個思想意識問題。早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高，低級別的地方化統籌不可避免。
但經過數十年的快速經濟發展，現在中國已經具備了足夠條件來提高統籌的級別。這需要通過頂層設計來達成，逐步地從市一級提升到省一級，最終實現國家層麵的統籌。統籌製度建設對扶貧所帶來的效果，會遠遠超越80年代以來到現在為止的各種扶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