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央地關係考慮的方向
要解決地方問題，就必須重塑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這裏至少有幾個方麵是可以考量的。
其一，通過確立國家統籌製度，重建現代國家。現代國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公民的出現，就是生活在國家之內的所有居民都能直接得到中央政府的服務。這是中央政府政治合法性的社會基礎。不過，中國距離公民國家還有路要走，因為統籌級別低下，目前隻實現了市一級的統籌，連省一級的統籌都還沒實現。中國如果要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國家層麵的統籌不可或缺，否則國民很難確立其深層次的國家認同。
其二，壓縮中間層政府。中國數千年來維持了中央、省、縣三級政府的體製。日本直到今天仍然維持著從中國借鑒的秦朝體製。中國越來越多的政府層級不僅沒有強化中央集權，反而在體製內部有效弱化了中央集權，同時增加了社會的負擔。壓縮中間層不僅有空間，而且有可能。例如，中國的城市不管大小一般都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
新加坡近600萬人口隻有一級政府，加上幾個提供服務的市鎮理事會，至多也是一級半政府。相比之下，珠海一個120多萬人口的城市也實行“三級政府、四級管理”體製。無論是社會控製還是提供服務，新加坡都比中國有效，人們看不出中國為什麼需要這麼龐大的政府機構。
其三，除了縱向壓縮中間層政府之外，橫向的黨政機構也可以壓縮以減少支出。政府機構改革的一個目標便是精簡機構，減少官員人數。這在過去數十年已經曆多輪機構改革，該做的也已經做了。十九大提出“黨政合署辦公”的改革新思路，是很大的一個改革空間。
中共的機構改革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這次如果能夠通過“黨政合署辦公”，把中共機構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結合起來，統籌考慮，機構改革就可以前進一大步。在地方層麵，無論中共機構還是政府機構，兩者都麵臨同樣的具體問題，為什麼還需要兩套行政班子？兩者的整合可以減少機構數量和提高行政效率。
其四，進行新的稅製改革，為地方政府尋找新的稅源。討論了多年的房產稅應當加快實施。在任何國家，房產稅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稅源，也是地方居民為地方做貢獻的義務。除了既得利益的阻力之外，今天的中國沒有任何理由不實施房產稅。
其五，大力推行國有企業改革，使得國企成為真正市場化的企業，減少甚至斷掉地方國企對政府的依賴。在一些領域，國企的確應當做大做強，例如在一些公共事業領域。但國企應當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政府改為通過稅收體製和企業建立關係。市場化的國企改革不僅可以控製和減少國企債務，也可以控製和減少地方黨政官員的腐敗行為。
其六，更為重要的是，要在中央和地方關係方麵建立政治責任製度。如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在這個領域犯了不少錯誤。一些改革，例如設立計劃單列市和地級市沒有法律依據。這些錯誤都被忽視了。對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層應至少做到一個任期進行一次大檢查。隨著監察製度的確立，經常被忽視的中央地方關係也應當引入被監察的領域。
數千年的中國政治曆史經驗指向了中央地方關係的重要性。大多數曆史學家在論述中國興衰時，都會把中央地方關係提到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一個穩定的中央地方關係，不僅決定了國家政治是否穩定，更決定了國家的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