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為既然是中央地方關係的邏輯產物，要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就須反思中央地方關係，並對此進行必要的變革。就其本質來說，當代中央地方關係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是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脫節的結果。
央地關係運作產生的問題
中國在理論上是一黨執政，多黨合作，但就其運作來說，是事實上的聯邦體製。更具體地說，一黨執政，多黨合作隻是體現在政治層麵，在經濟層麵則是事實上的聯邦體製。地方政府政治權力的基礎源自中央，但在經濟上則依賴地方。在政治上，地方政府僅僅是中央政府的執行機構，但在經濟上，地方政府則具有很大的自治性。因為中國地方差異巨大，在社會經濟方麵，地方政府必須具有這種自治性，才能對地方進行有效的治理。
1994年分稅製之前，中央和地方之間實行的是經濟上的激進分權，結果出現了很多問題，主要是地方政府“藏富於地方”，“藏富於民”，中央財政惡化，不僅影響中央政府在全國層麵的統籌能力，也影響中央控製地方政府的政治能力。1994年分稅製改革徹底改變了這種情況，從前是經濟上中央依賴地方，改革之後則是地方依賴中央，即使是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也是如此。通過分稅製改革，中央政府實現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集權。
不過，政治和經濟權力集中後，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主要是中央政府把經濟權力集中起來後，並沒有把責任也集中起來。地方政府失去了經濟權力，但仍然要負責地方事務。地方政府的錢從哪裏來呢？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土地和房地產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
必須指出的是，土地和房地產問題後來發展到如此嚴峻的程度，也是1994年分稅製的結果，因為分稅製事實上把土地支配權給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各顯神通，發展出包括地方融資平台在內的各種推動地方發展、增加收入的方法。地方政府的做法也是理性的，一方麵是地方建設和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麵是政績的需要。
同樣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的一些領域可以說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地方本身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而這些變化被大大地忽視了。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地方政府組織機構領域。政府的層級增多，城市的層級增多，地級市和計劃單列市增多，而且每一級政府都是幾套班子齊全。
這些變化在很多方麵並沒有法律依據，地級市就是一個例子。在改革開放前，地級市並非一級政府，隻是行署。這些變化導致了政府規模的急劇擴大，政府支出增加。有學者說，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政府的規模並不算大。這裏的問題在於，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福利製度，政府擔負提供廣泛社會服務的功能，政府規模的擴大是福利國家的必然產物。
但中國到目前為止，僅僅隻是達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900美元的水平，社會保障遠未及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並沒有提供廣泛社會服務這方麵的壓力。除去社會服務方麵的需求，中國政府規模無疑已經過大。在很多年裏，政府規模不僅沒有壓縮，反而在擴張。隻要“僧多粥少”的局麵繼續下去，地方政府肯定會成為很多問題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