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經濟邏輯。經濟邏輯最明顯地體現在1994年分稅製上。根據分稅製的計劃，中央政府根據各省1993年上交的稅收為基數進行稅收返還。結果，1993年各省上交的稅收大增。道理很簡單，各省是為了多分一塊國民經濟的大餅。這次一些地方自曝GDP造假現象是一個剛好相反的案例，但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地方政府背負巨額債務，但不管債務如何沉重，地方政府是不可倒閉的，所以最終總會有“人”來救，即最終的責任還是由中央政府來擔負。主動暴露GDP造假就是要解決一個“誰來負責”的問題，減少地方政府自己的負擔。再者，對新到任的領導來說，他們不用負很大的責任，因為這是前任曆史積累起來的老問題。在十九大這個政治背景下，卸下曆史包袱，輕裝上陣，是新任地方領導的一個理性選擇。
地方行為既然是中央地方關係的邏輯產物，要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就須反思中央地方關係，並對此進行必要的變革。就其本質來說，當代中央地方關係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是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脫節的結果。
央地關係運作產生的問題
中國在理論上是一黨執政，多黨合作，但就其運作來說，是事實上的聯邦體製。更具體地說，一黨執政，多黨合作隻是體現在政治層麵，在經濟層麵則是事實上的聯邦體製。地方政府政治權力的基礎源自中央，但在經濟上則依賴地方。在政治上，地方政府僅僅是中央政府的執行機構，但在經濟上，地方政府則具有很大的自治性。因為中國地方差異巨大，在社會經濟方麵，地方政府必須具有這種自治性，才能對地方進行有效的治理。
1994年分稅製之前，中央和地方之間實行的是經濟上的激進分權，結果出現了很多問題，主要是地方政府“藏富於地方”，“藏富於民”，中央財政惡化，不僅影響中央政府在全國層麵的統籌能力，也影響中央控製地方政府的政治能力。1994年分稅製改革徹底改變了這種情況，從前是經濟上中央依賴地方，改革之後則是地方依賴中央，即使是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也是如此。通過分稅製改革，中央政府實現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集權。
不過，政治和經濟權力集中後，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主要是中央政府把經濟權力集中起來後，並沒有把責任也集中起來。地方政府失去了經濟權力，但仍然要負責地方事務。地方政府的錢從哪裏來呢？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土地和房地產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
必須指出的是，土地和房地產問題後來發展到如此嚴峻的程度，也是1994年分稅製的結果，因為分稅製事實上把土地支配權給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各顯神通，發展出包括地方融資平台在內的各種推動地方發展、增加收入的方法。地方政府的做法也是理性的，一方麵是地方建設和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麵是政績的需要。
最後，經濟邏輯。經濟邏輯最明顯地體現在1994年分稅製上。根據分稅製的計劃，中央政府根據各省1993年上交的稅收為基數進行稅收返還。結果，1993年各省上交的稅收大增。道理很簡單，各省是為了多分一塊國民經濟的大餅。這次一些地方自曝GDP造假現象是一個剛好相反的案例，但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地方政府背負巨額債務，但不管債務如何沉重，地方政府是不可倒閉的，所以最終總會有“人”來救，即最終的責任還是由中央政府來擔負。主動暴露GDP造假就是要解決一個“誰來負責”的問題，減少地方政府自己的負擔。再者，對新到任的領導來說，他們不用負很大的責任，因為這是前任曆史積累起來的老問題。在十九大這個政治背景下，卸下曆史包袱，輕裝上陣，是新任地方領導的一個理性選擇。